中国慈善家 · 2023-04-07
中国慈善家 · 2023-04-07
陈越光,西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曾任“走向未来”丛书及杂志副主编,从事过学术出版、人文教育、跨文化交流、妇女儿童、残疾人、农民农村、商业伦理、公益文化等众多社会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长。
“现在对我来说一切荣誉都是负债。债总是要还的,还债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蒙难,还有一种方式是劳作,持续地艰辛工作,我祈求上天允许我以后一种方式来还债,也恳请大家批评。”2月28日,在“坚韧的力量·2022年度慈善盛典”上,陈越光用这样的比喻,来表达获得慈善盛典年度人物的感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为陈越光颁奖时,评价他是“我们慈善界充满智慧的思想者,也是身体力行的行动者,我们成功的实践者,是我们的代表性人物。”
作为思想者,陈越光对慈善文化的论述,在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他在多个场合发表的演讲和观点,被收录到《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陈越光NGO讲演集》和《以公益为志业》两部著作中,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作为行动者、实践者,四十多年来,陈越光参与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先后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敦和基金会”)任职,对他而言,公益不仅是职业,更是志业。
去年1月17日,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陈越光,辞去敦和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在短短几天后,先后接任西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和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开启了新的航道。
大事难事看担当,群行群止看识见。陈越光做出这样的抉择,一方面是基于自己的工作节奏和人生安排,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两家机构的期望和重托。正如六年前,他受敦和基金会创始人、主要资助者叶庆均之邀,掌舵敦和基金会,带领这家民间基金会一步步成为业内的标杆。
而这一次重新远航,他带着新的使命。
和时针一致的人干事业
加入敦和,在陈越光看来,有一个对表的过程。2015年,成立三年的敦和基金会确立了“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的使命。2016年末,第一届理事会即将期满,叶庆均要寻找一位新的掌舵人,他找到了已卸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的陈越光。当时很多机构都向陈越光伸出橄榄枝,但陈越光却选择了这家规模不大的民间基金会。打动他的,首先是叶庆均的一个态度,确切的说,是一句话。
若干年后,当陈越光坐在中国文化书院的会客室,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仍感慨不已。“老叶说,‘我真不懂中国文化。’”陈越光回忆说,“听到他这句话我就在想,我懂文化吗?中国哪些人有资格说他真正懂得中国文化?恰恰是那些说‘我真不懂中国文化’的人,他至少有一份对文化的诚意和敬意。”
但这次见面之后,陈越光也并没有立刻同意去敦和。后来他和叶庆均又做了多番长谈,讨论了各种问题。陈越光将机构比作一条船,相应有三个角色。一个是船东,一个是船长,一个是大副。“我说你有能力当船东,也有能力当船长,但没有能力当大副,这是个技术活。我有能力当船长,也有能力当大副,却没有能力当船东,船东是要买船的。”
叶庆均听完就笑了,“大概我就只能当个船东。”如此一来,双方的角色定位已然明晰。叶庆均接着说,“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一般人听这句话都会理解成谈职务、薪资等待遇问题,陈越光却说:“前提是不受薪,条件是共同遵守12个字‘天下为公,坦诚相见,各思己过’。”
“天下为公”是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所谓“坦诚相见”,用陈越光的话说,“不仅仅是我对你有什么意见我可以直说,而且是无论你说什么,我都相信这是你的真心话”。而“各思己过”的意思,在陈越光看来,谁都不是圣人,都有做错或是做得不到位之处,互相少指责多反省,反省的最终还是回到“天下为公”的原则上去。
叶庆均听完一拍大腿,“我就想讲天下为公,没人跟我讲啊”,陈越光心知,这就算机缘成熟了。“我就在想,交朋友也好,共同合作也好,这个过程有点像对表。”陈越光告诉《中国慈善家》,“当人们有一个共同行动,需要对一下表,但现实中,很多人对表只对秒针,或者分针,不对时针。”
在陈越光看来,如果在共同的事业中对表,秒针的对表,对的是待遇;分针的对表,对的是职权;而时针的对表,对的是愿景,我们是不是同一类人,我们是不是真正有共同追求?当时针的对表达到一致,这才是陈越光所认为的机缘成熟。
2017年1月2日,敦和基金会召开理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成员,陈越光被推举为执行理事长,同时兼任秘书长、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主持敦和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我当时全权负责敦和基金会的日常事宜,即使现在我的任职有了变动,大家还能很好地共事相处,我相信正是因为我们在时针上对得不错。”
这样的对表,在2017年敦和决定资助西湖大学筹建时,也经历了一次。在这总额3亿元的资助项目中,敦和基金会从做出决定到全款拨出,前后才不到两周时间,这其中,除了校长施一公个人的影响力之外,更多源于对这所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民办大学的共同愿景。
陈越光坦言,当时敦和对于西湖大学这一项目的最大一个担忧,是创始人能否专注办这所大学,毕竟当时施一公还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如果两头兼顾,肯定无法办好一所大学。于是,他和施一公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如果有一个新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给你更高的职位,你怎么办?”施一公很坚决地表示将会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全职专注于西湖大学。这份义无反顾,感动了陈越光。
在追求世界最前沿的科研教育这一愿景上,陈越光和施一公殊途同归,这也源于对成功的共识。在陈越光看来,成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过程中的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时就被平庸消化了。还有一种成功是历史性的成功,它有宏伟的目标,历史性的成功可以让后人享受它的遗产;即使没有成功,那么这一目标和为这个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就会像远方的灯塔那样,感召后来人。“我们认为西湖大学所追求的,应是这种历史性的成功。”
在西湖大学成立大会上,陈越光代表所有捐赠人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西湖大学的成立,犹如迎接心中的日出!”他甚至畅想了一百年以后的场景,在2118年秋天西湖大学的百年庆典上,他要预先委托那位将在西湖大学百年庆典上致辞的代表,“请代我们向百年后的西湖大学师生员工说一句谢谢,因为你们的努力,使我们当年所做的一切,具有了超越我们个人生命的历史意义。”
雄心和使命
陈越光温和儒雅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火热的万丈雄心。执掌敦和的第一天,他便提出了打造百年基金会的目标,因为敦和基金会的使命是“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在陈越光看来,承担这样的使命,一定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以百年为单位来做,这是和使命匹配的必然。”
按照陈越光的构想,任期内,他要为敦和这样一家资助型基金会理出一套文化、机制和基本原则。他在起草《敦和基金会战略规划委员会议事和行为规则》时写道:“尊重不同意见,尊重少数观点,在决策异见中善于沟通,敢于放弃,肯于等待,是一个人胸怀和修养的体现,是一个机构成熟的表现。敦和基金会是一个资助型慈善基金会,既无营利组织商场如战场的急迫性,又无筹资机构客户要求的无奈性,从容、放远是我们的优势,拿得起、放得下、等得住是我们的智慧。”
在一些基金会,理事会是以资助人团队为中心,秘书处是以公益的职业团队为主体,理事会和秘书处之间,容易造成一定张力。有时候一个强势的秘书长,会将理事会变成一个橡皮图章;有时候一个强势的理事会,又让秘书处成为小跟班。
在陈越光看来,其中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理事会如何按照章程来行使权力;二是秘书处怎么保证对理事会的信息透明,避免造成信息不对称。
理事们多是兼职,不可能事无巨细都通过开会或汇报来沟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陈越光主导下,敦和建立了一套信息数据库,让战规委的理事们能随时调阅相关文件和信息,随时了解基金会事务和最新的项目进展。
敦和也给予秘书处较大授权,以项目资助为例,单项500万元以下的项目决策权在秘书长,500万元到5000万元的项目由战略规划委员会决策,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决策权在理事会。
陈越光主张“集体用权,个人负责”,敦和基金会在项目审批中贯彻责任伦理,审批项目者不得指定项目,项目官员必须个人作业,完成项目审核;非会议不决策,项目审批必须在集体会议上讨论并当众决定;项目决策也不搞票决制,审批者个人承担责任……并将这一系列原则写入了规章制度。
在陈越光执掌敦和的五年内,敦和基金会迈上了三个台阶,2019年被浙江省民政厅评为“5A级社会组织”,2020年获浙江省社会组织总会“十佳社会组织”,2021年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而对西湖大学、浙江大学马一浮学院等项目的大额资助更是令敦和声名鹊起,引起巨大关注。
陈越光“完成了可以为敦和所做的主体任务”后,他在敦和的理事长任期还有一年,此时他任执行副理事长的西湖教育基金会需要他出任理事长(法定代表人),施一公校长亲自去敦和协商,于是陈越光离开敦和掌舵之位的时间比计划中提前了一年。
但在陈越光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改变了和敦和的联系。他在敦和一直倡导一个理念,就是“在敦和如何定义‘我们’?”不应该只是敦和在任的理事会和在职的工作人员这几十个人,还应包括曾经任职过的,合作过的,甚至参与过的所有人,“无论正在的、曾在的和将在的,在敦和的文化里都是‘敦和的人’。不管我在敦和任不任职务,敦和门口总有一盏为我点着的灯,只要敦和有需要,我也还是会义不容辞。”
如今,陈越光又向另一个百年目标进发——西湖大学要成为一所百年大学。作为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及西湖大学捐赠基金的筹资主体,西湖教育基金会应如何厘清使命和边界?
西湖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学校治理中,如何既体现校董会的决策权,又体现校长负责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划分问题。”
从学校章程来看,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事关学校大局方向的内容,包括重要制度和机构设立、财务预决算、重要人事安排如校长副校长的聘任等事项,都由董事会决策。而学校的日常事务,如教学管理、科研、行政等,则由校长负责。在这一规则之下,校长是在第一线的,和董事会之间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张力。
因此,在西湖大学的章程中,董事在董事会中行使职权,有意见有问题都在董事会上提,不允许校董以个人身份对学校事务加以干涉。同时,西湖大学董事会讲究充分表达,审慎表决,因此在董事会审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董事提了很多不同意见、看法、分析、建议、补充,但最终投的是赞成票。
“除非是重大分歧,否则很多事情都是补充完善的问题。”陈越光说。为了便于董事充分表达意见,每一次董事会还有一个回避程序,校长等在校内任职的董事回避,便于所有未在校内任职的董事,可以畅所欲言地发表对学校、对校长的意见和建议,由董事会主席转达给校长。“所以我们强调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票决,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西湖大学校董会一年只召开两次,主要审议方向性的内容,要实行有效决策,还需要通过八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治理委员会、教育与学术事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发展委员会、产业关系委员会、规划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等。其中,治理委员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委员会,董事会涉及大学治理的议题先由治理委员会预审,校长和董事会主席也是治理委员会委员,治理委员会主席正是陈越光。
而从举办方角度看,陈越光认为,西湖教育基金会的使命,就是举办一所向世界教育和科学高地顽强跋涉,能够创造世界一流的,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因此,西湖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个面向:面向大学治理;两个重点:为西湖大学的发展筹集资金,以及让筹集的资金保值增值。
西湖大学如今已经成立五年了,陈越光认为,检验一所大学是否足够成熟,还需要经历风波和传承的考验。“只有在危机和风波中经过淬炼,在传承中经过考验,才能有很好的延续,才可以说西湖大学真正走向了成熟。”陈越光说。
“内田”和“外田”
陈越光如今扛起了两大机构的重任,往返于京杭两地,却乐此不疲。同时面对多个职务多重角色,对他而言并不是问题——一个人怎么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如何同时面对多重工作,始终掌握主动性?对于这些困扰当代职场人的问题,早在近四十年前,他就已经找到了答案。
如今回想起来,陈越光认为是一个有趣的启示。1984年,他在参与编写《走向未来》系列丛书时,第一次代表编委会去四川人民出版社谈后续的工作安排。在离开北京的前一晚,他在丛书主编金观涛先生的家里吃饭,席间还有另一位客人,是当时某位中央领导的秘书,聊到这位领导有个习惯,每周六晚上都会看场电影。陈越光很是诧异了一番。
出差期间赶上周末,陈越光就去了都江堰,那天下午,他坐在旁边的山上看都江堰的水流,看着都江堰的水流,是利用离心力优势,将田分成内田和外田,水流先经过内田,再转到外田,因此,平时能保障内田始终有水,当水大了,就流到外田,这样就避免了旱时无水,涝时成灾的局面。
陈越光想到几天前席间的聊天,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职务越高,越有做不完的工作,就越不可能靠延长工作时间来完成,因此要做的就是如何选择工作中的轻重缓急。哪些工作如“内田”,要旱涝保收,必须保证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哪些工作如“外田”,适当照应,时间精力上点到为止即可。工作的内外田还要不断调整,及时将一些重要的工作放在内田的位置上,才能有节奏地面对繁重的工作,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从容的工作状态。“这个过程中要拿得起、放得下、熬得住,在过程中成长,而不是在过程中消耗。这也就是中国智慧的所谓‘举重若轻’啊。”
陈越光将自己的工作性质分为两种:偶尔决策,常常协调;工作形态则分为三种:读书写作,交谈沟通,会议讲课。
不久前,中国文化书院文化经济分院成立,这是中国文化书院执行民政部、文旅部有关规定重启分支机构建设以后,成立的第二个分院——2022年12月18日,跨文化研究分院已率先成立。
两个分院相继成立,这是陈越光在31年后再次回到中国文化书院,对其目标重新界定后所做出的决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面对的命题,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激活传统,回应时代”。激活传统就是以创造性转化推进创新性发展,回应时代则需要理清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之间,现代科学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书院在成立的口号也指明了方向性,即“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因此在激活传统,回应时代之外,还要走向世界。陈越光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后,按照国家的管理规则建立了分支机构,第一个成立的就是跨文化研究分院。
陈越光回忆起1991年,即将赴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之前,他第一次见到书院创始人之一季羡林先生的情景。当时,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四个字——“拜托”“骨气”。
那天,季羡林说了很多拜托的话,然后突然问陈越光一个问题:“从梁漱溟到后来的,你看出书院有什么传统吗?”陈越光一时没能答上来,季先生说了两个字,“骨气”。一旁的书院院长汤一介补充道:“就是之前季先生八十寿辰上,庞朴先生说的康德那句话,有价值和尊严,价值是可以转让的,尊严是不可以转让的。”
那时候,陈越光并未完全理解这几个字的内涵,直到2014年,陈越光开始撰写《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整理了中国文化书院的所有历史资料,足足准备了24个月,这才真正理解了季先生说的“骨气”和汤先生说的“尊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文化的主体性,或者叫文化自信。二是坚持书院的民间性。
而真正理解“拜托”两个字的意义,则是在去年2月,陈越光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之时,才深深体会到一直被忽略,被误认为是客套的这两个字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这些年来,从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再到西湖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研院等,陈越光关注的多是思想、精神、文化和知识人才方面,那么,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公益人的精神追求和感情底线是什么?
陈越光在敦和持续资助的扶贫项目“山村入户早教计划”的媒体发布会上,提出“公益人的感情世界”问题:被贫困、不公平打动是公益人的感情基础,离开此感情基础,公益人的理想将是空洞无物、苍白无力的。他以罗丹的著名雕塑作品《思想者》为例,思想者究竟在思考什么?他面对的是什么?其实,这是群雕《地狱之门》的其中一个作品,思想者面对的是地狱里浓烈的地狱之火,以及在地狱里煎熬的众生,所以思想者面对的是苦难。“人类的思想之盐都是在苦难的海滩上晒出来的。因此,越是看似比较高端、比较精英的项目,越需要在感情世界中真正理解苦难。”
四十多年来,陈越光一直在传道,传中国文化之道,传天下为公之道。2019年,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陈越光作了题为“以公益为志业”的演讲,他表示,公益对一个社会,某种意义上就像水对于生命一样,“当公益人投身公益之时,除了情怀、伦理和责任的感召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召唤。”陈越光认为,投身公益探索的人们,实际上是处在这个世界矛盾和撕裂的最前沿,除了在二元分立的世界中生活,内心有善良、有认定的价值,用工具理性的方式完成社会中要做的事之外,还可以通过几代人,或十几代人的创造力,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新的观念思想,就像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那样,完成人类文明新的建构,“这不是最大的公益吗?”
也正是有这样的思考,在“坚韧的力量·2022年度慈善盛典”的颁奖现场,陈越光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坚韧的力量,“因为现代慈善本质上是慈悲利他的道德愿景的社会展开,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不因朝东暮西的潮流而迷茫,不受昙花一现的人物所蛊惑,不被喧嚣一时的事件所吓倒,而始终不渝地以对自己、对他人、对祖国、对人类深沉的爱去创造。
对话陈越光:公益是社会的盐
采访陈越光当天是中国北方小年,风大,气温低,陈越光配合着摄影师、摄像师,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场景拍了一个多小时,虽然不太习惯,却始终态度温和。等到真正坐下来采访时,他开玩笑说,“今天的安排有些多,使得思想的活跃度减低,形式的活跃度增加。”
说者委婉表达了态度,听者也并未感觉受到了批评,气氛依然融洽。或许正是这种谦逊却不失锋芒的沟通艺术,使他能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几大机构中,不会陷入文人相轻的烦恼,能在几个组织结构复杂的机构中大刀阔斧开展改革,却能在离任时仍保持着“留一盏灯”的良好关系。
作为思想者、行动者,陈越光一直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保持着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在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谈到了中国文化书院、谈到了敦和基金会,谈到了西湖大学,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情怀和公益人的情感映射。
《中国慈善家》:现在社会力量办大学,特别是基金会办大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热潮,你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
陈越光:现在找我咨询的人很多,我问他们准备得怎样,往往会说准备筹多少钱。钱是要素之一,基金会办学当然要为办学提供资金,这也是举办方的法定义务。但我认为,要注重几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定位。这所学校是怎样的定位?面向哪一个层面?既想是实用型,又想是研究型,既想普及面广又想高精尖,这是没法办好学校的。第二个要素是创业团队。办学团队是怎样的,大学校长是什么人?第三个要素是和政府、政策的沟通。第四个要素是学校的治理结构。第五个要素是资金储备。而在这五项中,最关键的是定位和人。
《中国慈善家》:在大额资助选择项目时,你会考虑哪些风险?
陈越光:敦和基金会对西湖大学的捐赠,是以个人捐款定向资助的形式进行的,敦和理事会只是审核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方向,但我作为秘书长,审核这个项目,事实上是要考虑一个风险控制。
西湖大学和马一浮书院都是资助额度较大的项目,但项目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在马一浮书院,对于浙江大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名校和团队实力来说,要避免的是主题不明确、分散的风险。当时浙江大学跟敦和提议的时候,是有7个项目同时做,马一浮书院最开始的名字叫复兴书院,他们准备做一个额度为1亿元的专项基金,希望敦和资助5000万元,其他的再募集。但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正,第一不要做7个,只做1个,第二,敦和直接资助1亿,希望浙江大学集中力量把这个项目做好。
而在西湖大学,最直接的风险是创始人能否专注于此。毕竟施一公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长期那边当着这边兼着,是做不好西湖大学的。所以我和施老师谈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新的机会来了,不论是当清华校长,还是再进一步,去当部长副部长,当这些机会摆在面前,你怎么选?施老师当时很坚决,西湖大学一旦获批,他就全职赴任。很快他就辞了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务。
《中国慈善家》:你执掌敦和的时候,敦和资助的既有高等教育和文化研究的比较精英类的项目,也有贫困地区扶贫、山区幼儿的民生类项目,这两者如何关联?
陈越光:敦和作为文化类的资助型基金会,选择教育文化这类项目是符合它的定位的。但是,敦和为什么还会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民生类项目,这其中有一个公益人的感情世界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精神追求中间,感情的底线是什么?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罗丹的雕像作品《思想者》风靡了整个中国知识界,但是,思想者在面对什么思考?他正视的是什么?实际上,思想者是一组群雕中的一个雕像,整个作品有一百多个雕像,叫做《地狱之门》,思想者就在门框上,他面对的是地狱里浓烈的火焰,是地狱里煎熬的众生,在苦难和刑罚中被折磨的人,所以思想者面对的是苦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思考,越是讲究精英思维的人,越是讲究思想和知识生产的人,越要想到他的感情世界面对什么,因为人类的思想之盐,都是在苦难的海滩上晒出来的。
要理解两者的关系,可以读一读佛学的经典《普贤行愿品》,“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离开大众,菩萨就不能修成正果,同样,只有在思考的过程中去提炼,才可以真正产生出思想和知识的精华,这就是一个精英在内心世界上要懂得的东西。
所以我们越是做比较高端比较精英的项目,就越需要在感情世界上真正理解苦难。
《中国慈善家》:你强调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的精神追求,在你看来,当前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陈越光:我们首先要确认什么叫知识分子。一种说法是将知识分子等同于知识拥有者,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这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反过来,认为知识分子与知识无关,只和道义有关,即使一个人根本就没有知识,但是为社会仗义执言,那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是偏颇的,比如大刀王五,为了社会公义,可以连生命都舍弃,这样的人,可以叫义士称英雄,但也不是知识分子。
爱因斯坦曾经认为,如果一个核物理学家,没有在反核武器宣言上签字,他就仅仅只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有两个必备条件,既是以知识为生存手段的人,同时也具有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切,我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定义的最基本的内容。
今天的知识分子,他应该具有两大功能,第一个功能叫做传授知识传承文化;第二个功能是以批判性思维的建设理性,凝聚社会共识。批判性思维并不等同于批判,它本身就是以一种审视批评、逻辑印证、检验的方法,在它背后的是一种建设性的给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来凝聚社会的一些共识。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中国公益行业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人都显得很焦虑,如果要对后辈提出一些建言,你的建议是什么?
陈越光:建议有两点,第一点叫做守常达变。人们焦虑不是因为困难,而是因为无法建立预期,建立不了预期是因为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处变不能靠以变对变,还要懂得守常。举个例子,1938年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先生写浙大校歌的歌词,马先生写好后,许多人看了却面面相觑,觉得难以传唱。因为当时的时代氛围是浴血抗战,一寸江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而马先生的歌词是“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
在马先生看来,抗战乃一时之事变,恢复为理所固然,学校不摄兵戎,乐章乃当垂久远。学校典礼上唱的校歌是乐章,应垂之于长远,而不是应对一时之变。2014年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公布的一则最受欢迎的高校校歌评选结果,浙大校歌名列榜首。
公益也一样,你的项目可能变,捐赠人可能变,受助单位可能变,我们要去面对,但越是在不确定性的时候,要回到你的出发点,回到愿景去想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处变”是要敢于去“处”,但要守得住你的“常”,守得住常的人才可以应对变化。
第二个建议是不要被公益界或者公益圈自限。公益是什么?公益是社会的盐,它只有融于社会,才能体现它的社会价值。所以,以公益圈划界是一种自我束缚,要敢于冲出这个圈子去。
获奖理由
作为中国公益的先锋人物,他说公益是社会的盐,要真正融入社会当中,方能体现价值。他践行这一理念,将一家民间基金会打造成为价值理念、治理思想清晰的中国公益的先进社会组织。他也是中国文化的传道人,从上世纪80年代掀起思想文化启蒙的浪潮,到今天推动中西文化的交融,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奔走。步入古稀之年,他放下敦和的舵,升起书院的帆。深藏功与名,传承文与道。无论是以何种身份示人,士人的风骨是他不变的底色。
获奖感言
我们为什么需要坚韧的力量?因为现代慈善本质上是慈悲利他的道德愿景的社会展开。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不因朝东暮西的潮流而迷茫,不受昙花一现的人物所蛊惑,不被喧嚣一时的事件所吓倒,而始终不渝地以对自己、对他人、对祖国、对人类深沉的爱去创造,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坚韧的力量。至于给我的荣誉,我当然很感谢主办方和评委会,但是现在对我来说一切荣誉都是负债。债总是要还的,还债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蒙难,还有一种方式是劳作,持续地艰辛工作,我祈求上天允许我以后一种方式来还债,也恳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作者:贺斌
人像摄影:MORE x JOLI studio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杂志
2023-04-07
杂志
2023-04-07
杂志
2023-04-07
杂志
2023-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