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NCP生命支援创办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地震应急救援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2007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就职于北京大学医院口腔科。2014年10月辞去牙医工作，成为全职公益人。自2008年志愿支援汶川地震以来，带领一支日趋专业化的志愿者团队为灾害救援提供信息协调支持，积极探索与开拓国内人道主义救援的路径。

　　2月27日，采访结束后的午饭，郝南特意在餐厅里点了一份轻食。他向记者解释说，因为健康原因，吃饭得注意一些。早晨他拎来一塑料袋的早餐也没有打开，“都是我不敢吃的东西。”他说。

　　2月初，郝南被确诊为肺水肿，他破天荒地决定休息几天。然而2月6日土耳其突发7.8级地震，他又赶紧爬起来组织信息调度，连撑了六十几个小时几乎没闭眼。整个2月，郝南的朋友圈不断更新线上的紧急会议二维码和新闻链接，总计上千人的信息分享群和志愿者群成为他的阵地。一个月里，除了线上高强度工作，他还频繁地在北京、苏州、广州等几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做有关灾情的沙龙，并用约见朋友和机构的行程把空余时间塞满。

　　2月28日晚，郝南穿了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配一条灰色西装裤和黑色皮鞋，出现在“坚韧的力量·2022年度慈善盛典”上。他特意在胸口上别了一个浅蓝绿色的花状徽章——那是NCP生命支援的标志。

　　在一众嘉宾中，郝南显得风尘仆仆，走路带风。他留起了长发、扎起辫子，胡子拉碴，老友见到直呼认不出他来了。他解释说，疫情后他就“蓄发明志”，决心疫情不结束就不剃头，未曾想这疫情一来就是三年，索性就把小辫给扎起来了。

　　当天晚上，领了奖的郝南写了一条朋友圈：“疫情三年，好多公益同仁都不敢认了。莫名其妙就老了。”

　　这个看似永不言倦的人，也感喟岁月的不留情。四十出头的他，全职扑进公益也已十年了。从一名北大毕业的口腔科医生，到裸辞创办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和NCP生命支援，郝南的身份转变得特别决绝，听起来总有点飞蛾扑火的悲壮。

将救援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让救援力量更精准快速地抵达最需要的地方——卓明的志愿者团队，十二年里持续专注做着这一件事。

　　土耳其大地震，是郝南带领团队最近一次响应的灾情。和过往每一次灾情救援一样，在这场国际救援行动里，跑在前线的官方、民间救援队是显性力量，卓明则在背后做牵线搭桥的角色。任何一个细节的选择和决策，都有可能影响救援力量抵达的时间和工作开展的效率，而这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多救出一个人。

　　卓明的工作极其琐碎，需要面对各方的海量信息，迅速梳理并帮助救援队做出决策。相比于国内的救援响应，国际救援更复杂的是在“抵达”这个环节上。“走出去这一步就有好多的艰难险阻，几乎每一步都是坎，特别不容易。”郝南说。

　　首先是协助救援队完成两国间的报备，大使馆、总领馆、外交部、民政部、应急管理部、中联部，都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报备，获得许可文件后办理护照和人道救援签证。

　　然后是航班问题。一方面是航班数量少，目前只有广州、武汉有常规去往土耳其的航班，以及刚刚开通的成都-伊斯坦布尔航线。

　　另一方面，救援队所携带的装备和救援犬如何上飞机，也是一大难题。到土耳其的航程7个小时左右，飞机里温度低、噪音大、环境陌生，对于动物来说很容易发生意外情况。救援队最终找到了一家航空公司，破例让搜救犬待在救援队员身边。

　　装备和物资的运输和收费也需要协商。能进舱门的物件规格、发电机的邮箱必须清空等技术问题，都需要人来统一梳理，给救援队指引。“另外，23个人的救援队带了1.7吨托运的物资，它要是按照正常行李收费的话，超重一公斤要收300元钱，这些东西加起来运费就有几十万了。这个就需要跟航司沟通。”郝南告诉《中国慈善家》。

　　之后是救援队抵达灾区后，如何与当地的救灾管理系统对接。地震之前，包括郝南在内的大多数志愿者对土耳其当地的救灾系统并无了解。突发灾情后，卓明的团队开始争分夺秒地熟悉当地的行政划分、地形、道路和机场，以及土耳其应急管理局(AFAD)的指挥协调系统。

　　“这次我们才了解到，AFAD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厅(OCHA)是两套指挥协调系统，两边理论上应该讨论好，但因为事发突然，所以一开始就存在两个体系之间缺少磨合的不兼容状态。”郝南说，“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怎么去适应它的指挥协调系统很重要，因为救援队是接任务干活的，是要在协调的状态里面，像打仗一样运行。你到现场去，如果不知道跟谁要任务或者要的任务你执行不了、沟通不了，可能你的活就没法干。这次国际救援队都面临这个问题。”

　　帮助救援队协调任务、决定要去的受灾省份，是卓明这个集合各方信息的中枢大脑需要做出的研判。“卡赫拉曼马拉什，马拉蒂亚，哈塔伊，到底要去哪个省？如果前面没有准备工作，就没办法做这个决策。而这个决策特别关键，去哪个灾区，特别关键。”郝南说。

　　“如此重大的决策，它是需要有支持的。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这不是卓明第一次启动国际灾难响应。8年前，尼泊尔发生地震，卓明第一次启动最高级别的“一级响应”，也是卓明团队第一次投入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前线去。当时各方迅速搭建了“尼泊尔地震-中国社会组织信息协同平台”，制定了紧急响应阶段信息协同机制。灾情与需求数据、救援队的情况、当地的地理、政治、交通状况，到后来的医疗资源、安置点、食物信息，卓明团队都每天整理，写进简报公开发布。中文简报和《国家灾害响应手册》再由英文志愿者翻译，提供给国际救援队参考。

　　再后来的几年，卓明先后响应了厄瓜多尔、伊朗、印尼的地震，莫桑比克的飓风，缅甸和斯里兰卡的洪灾，老挝的溃坝。近几年，因为疫情影响，国际响应也被搁置了，直到土耳其地震的发生，卓明再次回到国际救援的战场。

　　卓明的志愿者流动性非常强，在本次组建的志愿者团队里，新人超过了80%。语言问题、对国际救援相关知识不熟悉，都成为了团队的巨大挑战。

　　郝南告诉《中国慈善家》，卓明原本打算在今年四五月份做一次国际救援响应的培训，没想到意外走在了计划之前。本次灾情响应大约招募了200多名志愿者，老志愿者大部分是在疫情和河南、山西水灾时有过工作经验的，但对于国际救援的实战也缺乏经验。

　　“这次重点是优先保证一线岗位的志愿者供应。我们这次在后台也分了一线和二线岗位，一线是最直接的技术、信息支持。在早期支持从国内到土耳其的社会力量，第二个阶段就慢慢转移到了去支持在土耳其的中国力量，尤其是在当地的华人华侨，以及一些会讲中文、跟中国有往来的土耳其志愿者。”

　　目前，针对土耳其的救援工作重心已经转入灾后安置和重建。3月初，卓明的信息共享群里仍然时有消息，郝南的朋友圈里也持续更新着土耳其前线的动态。灾区的“中国村”一期、二期安置营地正在逐步投入使用，视频里的蓝色帐篷上挂着中国和土耳其的两面国旗。

　　“(卡赫拉曼)马拉什郊区周边受灾民众开始陆续入住了，昨天给467位群众发放了毛毯、枕头和电磁炉。”郝南写道，“如果有更多的帐篷和运营团队支持，还可以有三期、四期。”

修补裂缝

　　“你这么多年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有过怀疑吗？有没有想过放弃？”记者问。

　　“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不是你想放弃就能放弃得了的。”郝南回答。

　　2008年，汶川地震。从北大毕业、在北京大学医院口腔科做牙医的郝南，刚刚工作不到一年。那段时间，他24小时泡在地震消息里，电脑和电视都用来跟踪灾情报道。

　　他最终在医院的领导面前写了一封请战书，一腔热血，决绝地要跑到灾区一线去救灾。“大概写了我为什么要去，领导是看着我把它写完的，写完以后发现领导眼泪都快下来了。”郝南回忆。他甚至还在家里留了一封遗书，藏在家里书柜的书里面。

　　“那时不知道现场什么样子，也不懂救援，就只觉得得给家里一个交代。现在回头想想，那个遗书有点矫情。”他笑。

　　郝南飞去了灾区，但最终并没有去到一线。他发现，除了前方的救援抢险，疏通后方的供给和需求信息也非常关键。他留在成都，建了一个QQ群，与一百多名志愿者一起统计村镇需求、物资供应清单、交通和车辆信息等。

　　2010年，玉树再发地震，郝南决定挑起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担子。他借助北大未名湖BBS召集志愿者，启动了“地震援助信息小组”。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名字，顾不上起。后来大家觉得还是要有个名字，起名这事说了好几天，从4月23号说到4月25号，于是有人提出卓明这个名字。”郝南说。

　　当时流行的灾难电影《2012》里，人类修建诺亚方舟的基地便叫做“卓明谷”。片子把它设置在喜马拉雅山上。那是一块虚拟的、理想化的神圣之地。

　　郝南说，自己那个时候还未意识到搭建一个信息志愿者组织、乃至成立一个公益组织意味着什么。决定去行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疑惑与愤怒：人类应对灾难的方式就那么草率吗？

　　“我后来知道，其实当时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全人类在解决灾害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当时并没有很好的对策。这很荒谬，因为它并不复杂。”

　　世界有很多的缝隙和断裂带，后来郝南逐渐理解这些缝隙和断裂仍然长时间存在的理由，而他想要做的，就是一点点地去修补它们。

　　玉树地震时期，卓明启动了一直沿用至今的简报模式。把有价值的信息汇总在一起，有逻辑地划分编辑好，被当时的卓明小组认为是抵抗谣言无限制传播、让救援队工作有效且高效的好办法。到2013年，卓明的成员又提出了“村村排”模式，即主动去以村镇为单位，排查统计受灾群众的物资等需求，再提交给政府和公益组织，以作资源分配的参考。

　　郝南本人也从一个公益小白开始，一点点地学习探索。2011年参与友成基金会的灾害管理高级研修班，被郝南看作是他迈入专业化的转折点。

　　“在那个班里，我开始了解什么叫灾害管理，开始了解这个世界对于灾害是怎样应对的。研修班有国内首屈一指的做救灾政策的老师，我也是那时候知道我们国家在快速建设现代化的救灾体系，知道中国政府做救灾的“一案三制”(‘一案’指制订应急预案，‘三制’指建立健全应急的体制、机制和法制)是怎么回事。”郝南告诉《中国慈善家》。

　　2011年3月10日，云南盈江发生地震，郝南跟着研修班去了现场。那时候，友成搭建了一个民间灾害应对支持中心，在国家地震局的支持下，利用微博等民间救灾网络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开始负责地震的资源协调，筹集药品等救灾物资。

　　“盈江地震可以说是后来所有的民间做协调大本营的一个模板。”郝南说。

　　彼时，国内的草根公益组织发展得如火如荼，郝南带着卓明也投入这股浪潮之中。哪里有公益活动、公益论坛，郝南就跑去参加。卓明还加入华夏公益服务中心，做起了全国公益组织的简报。

　　之后几年，中国民间救援事业进入专业化的快车道。郝南也带着团队到处寻求赞助的机会，以持续地把卓明做下去。2013年4月20日，雅安发生地震，卓明制作的救灾简报受到媒体关注，信息协调团队的作用也被看到、被重视，郝南与卓明的名号开始被更多人所了解。第二年的鲁甸地震，卓明的团队在救灾中推广村村排，完成了三分之一村组的详细灾情与需求收集。

　　那时的郝南一边做着牙医的工作，一边学习慈善管理、带着团队响应救灾，经常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周末全部拿来出差。医院五天的工作，要压缩在四天里干，郝南不得不在白班后多加一个夜班。晚八点下班后，他再开始忙团队的事，到十二点多才能打车回家。“领导那时候也看出来，我的工作状态出现下滑了。只要有10分钟的空隙，我都在睡觉。其他的医生护士其实也都知道，有时候干脆不给我叫新的病人，想让我多休息一会。”

　　后来郝南渐渐觉得自己起床变得困难，去了医院，发现自己心脏出了问题。

　　但那时的公益圈，大家都是一往无前的状态。“看到国内很多做公益和社会创新的人的状态，我就觉得如果大家可以这样坚持做的话，我为什么不行？”

　　于是，2014年，郝南干脆辞掉了医生的工作。

　　他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反成功学的故事的主角。

不是问题的问题

　　因为他的义无反顾和对公益事业的全身心投入，媒体曾给郝南贴了个挺吓人的标签——疯子郝南。

　　不当医生之后，郝南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辞职当时就没有着落，但还是觉得挺乐观的，还想着帮人做几个项目，也有人愿意支持，但后来谈了半截，就发现是个画着的大饼，人家想做的跟我们想做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收入就一直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不是问题”，是因为没那么在意；“是个问题”，是因为一家人的生计总得想办法。郝南觉得自己愧对妻子。他的爱人徐诗凌是北大师妹，后来成为了初代卓明团队的骨干志愿者，再后来就嫁给了他。

　　“我自己心里面挺不安的。”郝南对《中国慈善家》说。曾经在采访里，他斥责自己“无耻，无赖，让老婆养家”。

　　就在2014年10月郝南辞掉工作的那一天，他得知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如果把牙医的工作做下去，郝南可以享受北大员工的福利，孩子可以进入北大附小、北大附中等一系列教育体系。但一下子，郝南意识到这些都不可能发生了。“我当时就想，很多人为了孩子上学，放弃优厚待遇从别的地方来我们单位。我也知道，在北京教育资源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早知道有孩子的话，我估计家里人一定会反对我辞职。”

　　“我自己也会犹豫，”他说，“我自己会犹豫的。”

　　不过，尽管心理有过波动，但公益事业之于郝南，似乎是命定之事，是听从内心的呼唤和安排，就如同鹿逐水草，如同候鸟南飞。

　　这天，郝南在卓明土耳其救灾线上会议里看到了父亲的留言。时不时地，郝南会在会议间里看到父亲的头像，父子俩相互间什么都不说，大家也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这是父子之间的默契和秘密。

　　2020年武汉抗疫期间，郝南在卓明之外创办了NCP生命支援，通过共享文档、小程序等开展在线支援协作，支持新冠患者的医疗救护与康复。后来多地疫情危机里的腾讯互助文档、河南水灾等灾情里的互助表单，也多是源自NCP生命支援的资讯整理。

　　再后来的三年里，郝南带领NCP做起了重症肺炎患者院前居家手册、制氧机共享计划，组织了一批医师力量，搭建了线上诊疗与心理关怀系统。

　　2022年底的新冠疫情高峰中，郝南的母亲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感染状况。父母二人求助了NCP线上诊所，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帮助。而直到现在，参与救助的志愿者们都不知道那是郝南的家人。

　　“我的父母，包括岳父岳母，他们这几年也越来越能接受我们做的事了。”郝南说，“尤其是这次土耳其地震之后，作为学者的岳父，想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曾经比较担心，人道援助工作开展的空间有限，但现在他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了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让亲人、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灾难救援的价值，这对于郝南意义重大。

对话郝南：韧性是需要建设的

　　郝南难得穿一次西装，也难得正经地拍一次照片。在约定好的拍摄结束后，他又询问摄影师能不能再多拍一点照片：“我总是没什么自己的照片。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这是他难得的放松时刻。这些年，他总感觉自己就像站在铁轨岔道口上，火车迎面驶来，而自己手里握着变道的扳机。面对天灾人祸，楼宇的坍塌，生命的消亡，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放松下来，更别说要放弃。

　　《中国慈善家》：你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想过要放弃？

　　郝南：你知道做与不做的差别有多大，知道这个选择会跟多少人的命运发生关联。这个选择的天平，它的重量实在是太重了。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不是你想放弃就能放弃得了的。

　　也有那种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撑不下去，其实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你发现大家的眼里没有光。

　　日常大部分时间，卓明就我一个人。对我而言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明明可以在平时做更多的事情，在救灾的时候就不用那么着急地去弥补我们平时的疏忽所导致的问题。这些事明明在平时可以做，但是你在平时就是没有力量，非常的虚弱，非常的无力，什么都干不了。

　　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比较大的影响力，大家会愿意听你说话。但没有灾害的时候，你说的话可能不被接受，也不被理解。在平时动员志愿者，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很难得到回应。一年绝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实际上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放不下这个事情。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离开，我不能。这是一种期望，也是一个责任，这个事情你知道你做和不做，它的差别有多大。这个选择不是我能决定的，我知道它会跟多少人的命运发生关联。

　　比如河南水灾救灾的时候，当时救援的对象是在水里的将近100万人，我们三天四夜把它干完了。我知道这个过程的背后是多么不容易，有卓明多少年的努力。这中间少了任何一次的坚持，都不会有那样的一个结果。

　　作为个人，所有的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和卓明作为一个齿轮，很清楚我们那个位置其实少不了。我经历过很多那种一根绳绷着的时刻，但如果我曾经做出其他的选择的话，我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所有人。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责任。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目前在救灾领域还存在什么问题？

　　郝南：所谓人道援助和人道主义需求，就是整个社会的机制完全失灵以后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些底线被突破所造成的后果，这本身就是人类自己惹出来的祸。在底线受到挑战、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应当成为去维护人类文明底线的人。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我们的系统出现了失败。我们的系统是会失败的，人类系统经常失败。我们需要把问题给解决了。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之前几十年的发展走得太快了，导致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系统性风险，防范风险迫在眉睫。在抵御风险方面，我们的能力还差得太远。我们有一些防御灾难的手段，但比起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的危险程度，是不够的。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郝南：我觉得我是个坦诚的人，在很早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因为我发现，撒谎对我来讲是件太累的事情。我发现所有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尽可能真实地去传递信息。

　　我们做的工作，解决的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需要处理的最大症结就是谎言。人们有时会因为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说谎。比如土耳其地震的时候，网上也有很多求助的声音，说他听到了废墟底下有声音传过来。但实际上，那可能是因为他的亲人没有跑出来，他只是希望救援队再去看一看。这很容易理解。但最后我们核实的结果是，90%的这样的信息都是假的。救援队跑了一整天一无所获，就耽误了真正救人的时机。那些真正的有效信息会被淹没在谎言里，无法得到回应。我们经常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对世界的隐喻。发生灾难之后，大部分信息都是无效的，你需要在迷雾里找到那些真实存在的东西。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必须要说真话。谎言会增加很多原本不必要的成本，如果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说实话，也许危机根本就不会存在。我从事这个职业会有一种天然的危机感，觉得在任何场景里，再说一些谎言或者曲折的表达，就都来不及了。所以我给自己定下原则，就是无论如何都要说真话。也许可以不说，也许可以调整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说的是真话，不能撒谎。

　　《中国慈善家》：你平时工作中会接触到很多灾难中的受害者和工作人员，他们可能都会有创伤或者非常复杂的情绪，你怎么帮助他们消解这种情绪？

　　郝南：这个问题很难，我们现在还在探索。首先我们得保护好志愿者的情绪，不让情绪发展到超出他自身防御能力的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来源。没有人是因为理性行动的，大家其实都是因为情绪做的决策。人就是这样的动物。

　　情绪是一种价值，它恰恰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或者AI的重要特征。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所有人要共享一个尽可能透明的信息场景。让大家有一样的愿景，才能共同达到目的。万众一心也好，抗震救灾或者抗疫精神也好，它指向的就是大家要有共同的愿景。但这个愿景我希望它是由真实的信息导向出来的，而不是慷慨激昂的、简单用情绪堆砌起来的。

　　《中国慈善家》：你理解的“坚韧的力量”是什么？

　　郝南：“坚韧”这个词，或者我们去年很多响应用过的“韧性”这个词，在灾害领域里面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三年里，全球的水灾、地震、山火都密集发生。面对这些超出目前社会防御水平的灾难，我们还没能建立有效的防御机制。

　　在遭受过损失之后能够恢复起来的力量，才是决定我们未来的人类世界向何处发展的关键。

　　在历史上的灾难中，人类的韧性其实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来。其实之前我们常说“多难兴邦”，从某种程度来讲，也的确是因为灾难不断发生，人类的文明才被推动着修复、进步和发展。我们有能力在每一次的劫难之后，让世界发生一些改变。它背后就是一种韧性的力量。

　　但韧性是需要建设的。我们应该明白，到底怎样去发挥组织和机制的作用，才能减少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

获奖理由

　　在公益圈里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每一次大灾来临他一定是那个最早作出响应的公益人；他是志愿者群体里的老大，是应急救援战场上的平民指挥员。从汶川地震开始，水灾、疫情、地震……他所组织的信息协调工作，破除了救援路上的种种障碍，把援助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他一手打造的志愿者组织模式，深刻地体现了公益当中最珍贵的志愿者精神和专业性；而他自己，把所有的激情都献给了应急救援事业，无怨无悔，乐此不疲。

获奖感言

　　灾难应对领域和我从前就职的医疗领域同样的复杂，涉及很多学科、很多知识，而且时不我待，特别紧急。灾害救援是灾难应对中的一个分支，这个领域的工作现在在国内已经获得了非常高的赞誉和认可。但往往高光过后，才是灾区受苦难的人们最难熬的时候。而应对这种问题的系统，仍然不为人所知，我们仍然需要努力，道阻且长。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传播和了解，让大家知道应对灾难需要非常专业的力量。人类应对灾难的历史虽然很长，但是我们时常遗忘，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灾难造成的影响付诸脑后。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应对灾难的经验也还很稚嫩，所以需要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地到这个领域里来，当铺路石，当奠基人。

　　作者：龚怡洁

　　人像摄影：MORE x JOLI studio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