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礼，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在新冠疫情暴发的三年时间里，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救治，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2020年8月，他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他一生致力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曾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吴阶平医学奖”等医学领域重大奖项。他创立了“勇搏基金”，致力于中医药的传承。

　　新冠疫情感染高峰期过后，张伯礼稍微能缓一口气了，但工作依旧一个接着一个。他恢复了一周三个半天在医院的坐诊，还得见缝插针地去开各种专家研讨会。为了给大众普及常识，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项工作。留心搜索网上信息会发现，几乎每隔几天，网络上都会出现一篇有关“张伯礼最新发声”的新闻。

　　这是75岁的张伯礼的工作常态。新冠已经进入低水平流行阶段，但对于疫情的关注依然是他的日常。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开始前，张伯礼一进门就与熟识的年轻同事攀谈起来，“阳过了吗？发烧到多少度？家里人情况还好吗？”听闻同事及家人一切都好，张伯礼神态舒展了许多，还笑着和同事还在上小学的女儿打了个招呼。

　　“每天都这么忙碌，您吃得消吗？”记者问。

　　“忙碌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让我的人生没有遗憾。”张伯礼回答。

疫情这三年

　　“我认为现阶段应该对疫情进行反思和分析总结了。”张伯礼一落座，话题就自动从疫情开始。

　　那一天是2023年2月3日，新冠疫情的最高峰刚刚过去。张伯礼说，他一直翻来复去思考这几个问题：放开以后病毒传播速度为何如此迅速？11月以前人们感染后的症状偏轻微，之后怎么就突然加重了呢？曾经担心病毒经过14亿人口传播后会突发变异，为何没有出现？原来担心农村是薄弱点，可能会被攻陷，但却较平缓地扛过来了。

　　“虽然我们打赢了这场疫情狙击战，但对这个病毒我们还是了解得太少了。”他如此感慨。

　　他说，自己站着、坐着、躺着，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事实上，这三年来，疫情几乎占了他大部分精力。

　　2020年1月23日，因为新冠病毒在武汉率先迅猛传播，整个城市很快进入封城状态。随后，各大城市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这一天，张伯礼在天津出席新闻发布会，提出“中医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几天后，大年初三，作为紧急成立的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接到急召令，风尘仆仆赶到了武汉。他前往定点医院、社区实地了解病情，彼时的混乱状况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对媒体回忆当时的情景，“发热门诊拥挤不堪，医院不堪重负，一床难求，看病要排几个小时，互相交叉感染风险极大，无从下手。”这种状况让每一个医生都犯了难。

　　在实地调查后，张伯礼做出判断：应对“四类人群”(确诊、发热、疑似、密接)采取分类管理、集中隔离的措施；对集中隔离的疑似、发热患者采用“中药漫灌”的治疗方法，给予清热祛湿为主的中药汤剂。后来，这些措施成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部分。

　　当时，新冠病毒作为人类所遭遇的全新挑战，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张伯礼团队采取网络视频对全国20多家医院2000余例新冠确诊患者进行症候学调查分析后，与专家组一起筛选出了“三药三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后来这些药方被编入国家版诊疗方案。

　　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张伯礼就曾率团队用中医药方法救治，而这一次面对新冠疫情，中医药不但发挥了作用，还成为一支主力军，张伯礼还带领国家中医医疗队整建制承包江夏方舱医院。

　　2月11日，张伯礼率团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然而，就在进入方舱医院没几天，他便因为过度劳累导致胆管结石嵌顿，不得不进行胆囊摘除手术。术前，依照医院惯例，需要征求家属意见，张伯礼怕家人担心，自己签字，不让告诉家人。

　　后来还是上级领导给张伯礼的儿子张磊打了电话，张磊当时也在武汉抗疫，他太知道父亲的脾气，也就没有赶去陪父亲，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父亲手术完成后，麻烦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张伯礼做完手术，确实给张磊回了电话。但他叮嘱张磊不要来看望他，而是照顾好方舱里的病人。

　　子承父业，张磊也是医生，时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滨海新区中医医院)执行院长。2月中旬，张磊带领天津市第十二批援汉医疗队也来到了武汉，负责江夏方舱医院“天一病区”的诊治工作。

　　术后，张伯礼两腿出现血栓，需要静养至少两周才可出院，他干脆在病床上架起了小桌子办公，修改方案、参加视频会议、指导医护人员、回答患者的咨询，一刻也不停。张伯礼打趣说：“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了这里。”术后没几天，他又回到了江夏方舱医院。

　　3月10日，江夏方舱医院正式休舱，五百多位轻症/普通型患者无一人转为重症。当众人纷纷来到方舱门口合影庆祝时，张伯礼才与张磊见了到武汉以来的第一面。父子俩互致问候叮嘱，短短几分钟，就又分开了。

　　“害怕、恐惧，都没有。”谈起这一次临危受命，张伯礼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总结。不过，武汉也让这位感情不外露的长者两次落泪：第一次是在武汉宣布解封以后，当年5月份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天津代表团会上，张伯礼回忆起这段经历，不禁哽咽了起来；一年后，他再次回到武汉，触景生情，不禁流下了眼泪。

　　2020年9月8日，张伯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此后，张伯礼一直没有离开疫情第一线。2022年春季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张伯礼赶到上海，主持制定了《老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中医药救治工作专家共识》等5个诊疗指南，在上海疫情一线工作了36天。

　　去年12月，优化和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后，北京疫情最胶着的时候，张伯礼也在紧密观察着疫情的动向。“当时我在天津，根据经验，我察觉到了此次病毒传播的迅猛。”张伯礼告诉《中国慈善家》，“我给市里提的建议被采纳，天津市的发热门诊在三天内扩增一倍，并快速调备好药品等医疗物资，调配200名公共汽车的驾驶员充实到120驾驶队伍。”

　　有了这样的决策安排，一周后天津疫情高峰到来时，天津的应对就相对平稳有序了许多。

　　至于张伯礼自己，去年底感染潮来临时也“阳了”。“症状比较轻，一直没有发烧，浑身有点疼、嗓子干、咳嗽，一个星期就基本恢复了。”如同在武汉时做胆囊炎手术没有告知外界一样，张伯礼这次也是悄悄“阳”的。“武汉那次是为了稳定军心，这次也一样，感染过了我才告诉大家。而且我自己的经历也能给公众起到‘稳定剂’的作用，让大家不必恐慌。”

　　这三年对于张伯礼来说，都是在工作，几乎没有个人时间。“也没有时间去想其它的，过得非常简单——需要你看病的时候你就去看病，需要你讲一些东西为大家科普时，你就得用通俗的语言去表达。我总是说，第一不要恐慌，第二要做好准备，第三要积极应对。”

　　他也为这三年感到欣慰，“一是我们不断与病毒斗争，取得了较好效果；二是中医药被广大公众认可了，发挥了更大作用”。

乘势而为

　　2022年，张伯礼被授予“国医大师”的称号，这是中医药行业的最高荣誉称号。

　　“我这一生一直学习和研究中医药、从事中医药工作、宣传推广中医药，从未想过会从事中医药以外的职业。我觉得我是为中医药而活的。”

　　而这一切始于偶然。

　　1948年，张伯礼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普通家庭，为家中长子。16岁那年，张伯礼考入了天津市卫生学校。在一个冬日的雪夜，有一位年轻人突发急性肠梗阻，按理需要立即送至40公里外的医院进行手术，然而大雪封路，无法运送。危急时刻，乡里的一位老中医大夫开了一剂大承气汤，排出很多大便，病人很快转危为安。

　　这件事对少年张伯礼的触动很大。“就那么几味药，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中医竟有这般挽救生命的奇妙能力。”他暗自思索，觉得中医有着无限魅力，他的兴趣点也转向了中医。刚开始，他一边自学，一边跟老中医请教；两年后，他便争取到“西学中班”两年脱产学习的机会，踏上了中医追梦之旅。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毕业后张伯礼被分配到了天津市大港区一所卫生院当医生。“有时候为了到市里听相关讲座又不妨碍第二天正常上班，下夜班后就得骑车百十里地过去，听完课后，夜里再骑百十里回卫生院。要知道那时候还都是乡村公路，漆黑一片，但是背诵着学习的内容，也不觉得累。”回想起当年的青春飞扬，张伯礼语速加快了许多，声音里多了一份激情。

　　“当时真不觉得有多么苦。”他说着，似乎还回味着那个苦乐年华。

　　直到现在他身上仍然保留着很多当年的习惯。在亲友同事的印象里，张伯礼虽是资深老中医，却完全不是一位“养生达人”。面对求医的人，他极尽可能地劝导人家规律作息、饮食平衡，可对待自己却是“极其潦草”。“忙起来的时候，就简单弄几块饼干，喝几口水，敷衍过一餐。但每天他都有着旺盛的精力，几十年来都这样。”他的同事告诉《中国慈善家》。

　　“条件变好了，精神不能丢！”张伯礼笑着说。

　　1979年，我国恢复了暂停了10年的研究生制度，张伯礼以高分考取了天津中医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前身)的首届硕士研究生。那一年，张伯礼31岁。

　　在天津中医学院，张伯礼经常夜里学到很晚，还去天津市各高校“蹭课”，不仅学习中医，也学习工程学、药理学、流体力学、统计学等，这些跨学科的学习经历让张伯礼拓宽了眼界，在那时他确立了自己的志向：不仅仅成为一名中医教师、医生，还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研究者。

　　张伯礼毕业后，一边在医院坐诊坚持临床，一边留校任教，一边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80年代，他取得了一系列中医现代化研究成果，承担了高粘滞血症、中风病高危因素及先兆症、血管性痴呆的系统研究，制定了分型标准和诊治方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等。

　　90年代初，张伯礼创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医工程研究所，开展了舌象色度学和舌底诊研究，据张伯礼学生回忆，张伯礼在从事舌诊研究时，还专门购置了在当时尚未普及的专业相机，通过学习摄影拍摄了上万张舌像，研制了舌象色度仪等仪器。他还改进中药制剂及制备工艺，衍生出了中药胶囊、片剂、注射剂等多种剂型。当下被大众所熟知的“复方丹参制剂”等中成药，包括此次疫情中广泛应用的“宣肺败毒颗粒”，均是张伯礼的研究成果。

　　逐渐的，张伯礼主持的多项课题成果获得了国家的重视。据资料显示，张伯礼在2000年之后完成了30多个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使年销售额过亿元的中药品种从两个增加到13个，核心技术推广应用于全国19个省市近百家企业。

　　从那时起，张伯礼获得了多个荣誉与学术头衔，从九十年代末任科技部中药现代化专家组组长，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7年任“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2020年5月20日，我国首个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天津中医药大学，张伯礼任实验室主任。

　　“中医药产业的年产值从过去每年只有几百亿元，飞跃到了8000亿元的规模，中医类医院诊疗量占全国医院总诊疗量比重从原先只有8%，现在是17.5%。”回望这一路，张伯礼对自己的努力所达到的成果相当欣慰。

　　“识势者智，驭势者赢，能驾驭形势的人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医药事业亦如此，我们应该乘势而为。”他用这番蕴含哲理的话语总结道。

勇搏精神

　　张伯礼不太喜欢谈及自己，尤其是生活上的一面，似乎眼里只有工作。不过，他的一位同事说，这位大医生爱好不少，喜欢写诗、摄影，年轻时还爱钓鱼、打排球。有一次，张伯礼带领团队到日本学术交流，凌晨1点多刚与日本一所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4点就给同事们打电话，说海上日出很漂亮，叫大家快起来看。当大家睡意朦胧地到达看日出地点，发现张伯礼不仅在那儿欣赏了好一会儿，还做完了一首诗：海天生红霞，天海耀光虹。东灜鸟羽眺，际线日促升。彩云艳潾满，朝阳映波明。一天好气象，万物复苏甦。

　　张伯礼对《中国慈善家》坦言，对他来讲人生并不存在什么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取舍，“我的工作就是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我的全部生活也是工作。”

　　中医是一项非常注重传承的事业，近几年张伯礼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些年轻人。2009年，张伯礼在天津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一个“勇搏励志班”，旨在培养新的中医人才。

　　这个班上学生需要自觉遵循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比如每天早晨必须6点半准时起床，准时参加晨练，在操场上跑圈与打太极拳，结束后回到教室开始早自习，朗读《汤头歌》《药性赋》等中医古籍。此外，每学期也有一系列考评指标，包括在食堂排队时不可插队、每学期要读几本书籍、参加几次公益活动等。但凡学生没有做到其中任何一项，就会被班级除名。

　　张伯礼说，创立“勇搏班”的初衷，源于当年他对新生代学生特点的观察。“现在的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相当一部分人日常不能吃苦耐劳，学习不够刻苦，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奉献精神。”张伯礼说，围绕当代大学生特点和共性问题，制定了“责任、坚韧、克己、奉献”班训，重点强调自觉自愿，激发他们内生向上向善的活力。

　　“如果能坚持一年，我会颁发一张证书给学生；如果能坚持4年时间，学生毕业时我会为他写一封求职推荐信。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评奖学金、加分、提拔班干部等方面的好处。”

　　坚持下来是很困难的，以2009级勇搏班为例，一开始，1500多名新生中有近1100人自愿加入，一年过后还有500余人，再过一年，仅剩大约300人了，再过一年，就只剩下200余人。“大多数学生都败在了北方寒冬时节清晨6点多准时起床上。”张伯礼努了努嘴，表示这是他意料之中的的事。

　　不过也有部分学生坚持下来了。其中一位学生给张伯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名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感悟信上写道：“初入校园时，我背着一个书包、拉着一个行李箱，毕业了离开时我仍是这些行李，东西没变，变了的是我自己。经过4年在勇搏班的历练，我已经不再软弱，不再孤单，张伯礼校长给我的推荐信也‘无用’了。因为我知道，即使前途会有困难，我也一定能够克服。”

　　张伯礼说，他通过勇搏励志班以“精神激励”的方式做公益。而在“物质激励”方面，张伯礼创立了“勇搏基金”，给这个班里家境困难但努力学习的学生颁发奖助学金。

　　张伯礼介绍，“勇搏基金”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他所获的各类重要奖项，例如“吴阶平医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这些年他将这些奖金陆续捐给了勇搏基金，大概有六七百万元，此外还有一些企业的捐赠。贫困生因此每年可获几千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不过张伯礼认为，这只是“杯水车薪，资助额度太少”。他设想未来将勇搏基金的体量扩展至千万元级别，以后还把企业捐赠也纳入进来，统一形成“中医药发展基金”，使更多有志中医的年轻人得到资助。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这位年逾古稀的长者：“有没有想过给自己放个假，或是憧憬一下退休生活？”

　　听到这个问题，张伯礼笑着摇了摇头，“非常遗憾，我的工作目前还没有退休安排，每天仍要指导科学研究、带研究生、出门诊....。。”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充实，也很幸福。假如让我在家待着，我也是看书、写东西，家里和单位都是一样的。”

　　“我无法想象过那种天天无所事事的生活，我觉得做事就是幸福，奉献也是享受，你说呢？”

对话张伯礼：唯有坚韧方能有所作为

　　疫情三年，医务工作者是最忙碌最劳累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对像张伯礼这样一直在一线工作的医生而言，似乎每一天都如一张拉满了的弓。不过，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张伯礼总是神采奕奕，毫无倦怠的样子。

　　《中国慈善家》：可以想像，疫情期间你每天都要承受很多压力，但似乎你总是举重若轻的样子？

　　张伯礼：工作的压力可以恰好转化为动力，再转为活力。

　　《中国慈善家》：最近，你对新冠疫情有什么观察和思考？

　　张伯礼：这一波感染高峰期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过去，当下处于一个相对平缓或低潮的感染状态，主要聚焦于重症病人和恢复期病人两个群体上。许多重症病人还处于肺部纤维化甚至抢救状态之中，部分感染过后的人群出现了乏力、咳嗽、心慌、失眠等问题，都还在努力攻克之中。

　　我认为，一方面应该组织专家学者对三年来的疫情状况进行分析讨论，总结疫情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特别是去年12月份以来，病毒的传播速度、感染后出现的症状都有些出乎意料，我们在紧张应对的同时也发生了一系列需要面对的问题，值得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应该对接下来的疫情走势进行判断研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未雨绸缪。

　　特别是农村地区，这次之所以没有出现感染潮导致的医疗挤兑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基层医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是中药的提前发放，所以日后也应该重视基层医疗的作用，让中医药从基层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慈善家》：我们还会面对二次感染潮吗？

　　张伯礼：根据世界多国疫情流行经验，此后仍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感染，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感染高峰不会像过去两个月那样强劲，席卷全国的80%至90%人群大面积感染情况不会再现。目前群体免疫已基本形成，即使毒株未来仍存在变异风险，但只会慢慢感染一小部分人群，二次感染的状况也不会大面积存在。

　　不过我们仍不能对病毒掉以轻心，需要积极应对。在这次的感染潮中我们已吸取教训、痛定思痛，下一波感染高峰来临时将不会再出现诸如医疗资源挤兑、基层没有药物的情况，我们的应对经验已相对丰富。也在此提倡身体较为虚弱的人群、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以及尚未感染的人群进行疫苗加强针接种，更呼吁大家调理好自身的健康状态，防患于未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经过第一波感染高峰的洗礼，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病毒，人类仍然知之甚少。每个人的身体免疫能力不同，表现出的感染症状也不一，有的人症状轻微，有的人症状强烈，也有人表现为症状持续时间长。所以个人仍需加强防护，提高自身免疫力，注重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劳逸结合，保持良好心态，这才是治病之本。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理解“坚韧的力量”？

　　张伯礼：世上没有任何事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不经历磨难就取得成功。因此我很注重培养学生们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的理想和信念。我的座右铭是“贤以弘德，术以辅仁”，也要让学生注重自己品德的修养、不争名夺利。这些不能沦为空泛的说教，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磨练。言传重于身教，我自己也努力践行。

　　所以，坚韧是一种品德，一种作风，一个人只有树立远大理想，具有坚韧的力量，才能有所作为，不惧困难，通过奋斗取得成功。

获奖理由

　　他是“人民英雄”“国医大师”。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年逾古稀的他挺身而出，在大年初三义无反顾地奔赴武汉抗疫一线。疫情三年，他一直守在抗疫的最前线，不舍昼夜，不计得失。2020年，他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但他最喜欢“天津老张”这个称呼，并把它写在自己的防护服上。从武汉到石家庄，再赴上海，坚守天津，关注全国，哪里疫情最危急，哪里就有天津老张。他用自己的行动示范，何为匡时济世，医者仁心。

获奖感言

　　能够获得2022年《中国慈善家》年度人物，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向《中国慈善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古人云：出入相友，贫病相扶。慈善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希望全社会多关注慈善事业，有条件的人积极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和美好。

　　作者：陈柯宇

　　人像摄影：MORE x JOLI studio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