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国际著名数学家、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向清华大学捐赠，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以其父母名字命名的“丘镇英基金”和“梁若琳基金”，用于支持数学学科发展、新一代数学领军人才培养与求真书院建设。

　　一周后，4月2日，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粒子探测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迎来百岁寿诞，他决定向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300万元，成立“叶铭汉基金”，用来支持青年科研人员从事高能物理研究。

　　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科建设，当公益捐赠逐渐成为科研经费的一项重要来源，科学家就不再仅仅只是公益的受益者，而是担负起了更多的角色和责任，他们逐渐走到台前，或直接捐赠，或设立基金，或倡导激励机制，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更多的力量参与到科研捐赠中来。他们成为了科研公益的捐赠者，以及倡导者。

科学家走到公益前台

　　2015年1月20日下午，在北京国贸三期的一个会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的施一公正语带兴奋地发表他对宇宙的看法：“如果将宇宙史浓缩成一个月，那么恐龙统治地球大约8个小时，人类史只有1分钟，而人类文明史只有一秒钟，就是这一秒钟的文明，给世界造成不可思议的变化。”

　　就在这一天，未来论坛正式创立，旨在为公众提供一个承载人类科技梦想，用科技改变世界的公益平台和一个连接前沿科技的思想平台。用未来论坛首任执委会轮值主席丁磊的话说，让更多的年轻人和企业家一起支持科学家，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对未来进行探索。

　　在未来论坛发表演讲之后两个月，施一公和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和王坚等7位倡议人，向中央呈递关于试点创建一所立足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议。2018年，中国首个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正式成立，施一公出任首任校长。从此，科学家施一公躬身入局，为西湖大学的资金筹措奔走，为改革科研体系和教育模式而求索。

　　办大学只是社会力量开展科研的一种方式，未来论坛成立第二年，就宣布筹办未来科技大奖，2016年11月，香港未来科学大奖基金会注册成立，成为未来科学大奖的设立主体。未来科学大奖是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目前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单项奖金100万美元。资金来源由声誉良好、社会贡献突出且深度认同科学价值的行业领军人物定向捐赠。

　　2018年，一项由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出资、科学家主导的公益奖项“科学探索奖”正式设立，它成为了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奖项用于支持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职工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鼓励他们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无人区”。15个发起人中，除企业家马化腾以外，均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2022年4月30日，“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正式发布，这是一项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由探索、公益属性的新型基础研究资助项目，腾讯公司将在10年内投入100亿元人民币，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

　　据了解，“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重在“选人不选项目”，支持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开展探索性与风险性强的基础研究，期待他们提出重要科学问题、开拓学科前沿、推动原创突破。“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严格遵循“科学家主导”的原则，设立科学委员会作为人才遴选方面的决策机构，施一公担任首届科学委员会主席。

科研投入亟需多元化

　　科学家和企业家携手推动科学公益的背后，是中国科研投入不足，且资金来源的结构过于单一的痛点。据《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1年和2022年，财政科技投入占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比例分别为38.5%和36.15%。

　　这一问题，在基础研究的投入中尤为明显。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2023.5亿元，比上年增长11.4%，规模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例为6.57%。“我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连续4年超过6%。”2023年，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介绍，与全国研发投入相比，基础研究投入增速更快。

　　然而，无论是基于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还是相较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保持在12%的比例，我国基础研究的规模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十四五”规划将基础研究的占比提高到8%。

　　而在投入规模逐年提高的同时，对财政投入的依赖问题则显得更为突出。从2022年财政决算数据来看，基础研究投入的65.8%来源于财政投入。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形成了多元投入的格局，2020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118.9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投入占41%，企业占34%，其他非营利组织占9%，州政府占3%。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英杰曾撰文指出，基础研究资金来源构成与国家工业化水平有关。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几乎全部由政府筹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基础研究投入中的社会资金占比逐步提高，主要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格局基本形成。

　　当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不再是基于个人的好奇心或兴趣爱好等开展的偶发性科学研究行为，而是国家根据国际科学发展趋势以及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做出的宏观部署。和应用科技创新相比，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完全依靠国家财政的大规模投入不仅压力巨大，也会影响财政对于其他领域的科研活动投入。因此，构建合理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可以有效缓解国家巨大的科研经费压力。

　　实际上，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提法，在我国科技战略规划中已多次出现。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 探索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措施，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2021年，“十四五”规划指出，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

　　在2023年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多元化投入有了更明确的表述，即“要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联合基金资助效能，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面临挑战

　　目前，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主动采取设立研发基金、组建创新联合体、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基础研究中来。

　　2017年10月，阿里巴巴在云栖大会上宣布成立达摩院。作为探索人类科技未来的实验室，阿里巴巴将在研发投入1000亿元，用于涵盖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研究。首批公布的13个研究领域，包括量子计算、机器学习、基础算法、网络安全、视觉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下一代人机交互、芯片技术、传感器技术、嵌入式系统等，涵盖机器智能、智联网、金融科技等多个产业领域。

　　这些领域背后，是由13位顶级科学家组成的“智囊团”，包括中国唯一的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院士、中国量子力学第一人潘建伟院士、定义了“计算思维”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周以真、全球人脸识别技术“开拓者”和“探路者”汤晓鸥教授等。这些科学家研究领域不同，但都参与了达摩院的出谋划策。

　　彼时，企业加强内部研发创新并不鲜见，多是和企业发展战略紧密相连的应用科学领域，很少着眼于基础科学研究，达摩院的横空出世，似乎为企业科研找到了一个新的路径。

　　据《2013-2022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2～2021年，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平均比例为3.5%，尽管比例较低，但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2020年和2021年，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实现快速增长，2019年的50.8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95.6亿元，再到2021年的166.8亿元，分别增长了88%和74%。2021年，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达到9.2%。而在发达国家，企业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重要主体，2020年，美国、日本、韩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投入的占比分别为35%、46%和58%。

　　阿里巴巴对于达摩院寄予了厚望，3年千亿元的投入，相当于一年投入330多亿元，几乎是阿里巴巴2017财年技术投入的一倍。在马云眼里，这笔钱只是给达摩院的创业基金，实验室绝不能等资金，要有挣钱意识，才能活下去。“我希望不仅仅靠论文活下来，90%以上研究的东西，不能只在实验室里面，必须在市场上。只有这样，这个实验室才能走得长。”马云曾这样说。

　　7年过去，2023年11月，却传出达摩院量子实验室裁撤的消息，对此官方的回应是，“为了进一步推动量子科技协同发展，达摩院联合浙江大学发展量子科技，达摩院将量子实验室及可移交的量子实验仪器设备捐赠予浙江大学，并向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开放。”

　　如今，官网信息显示，达摩院的研究布局只有智能和计算两大方向，智能包括语言技术、视觉技术、决策智能、视频技术、医疗AI、智慧育种六大领域，计算包括计算技术和RISC-V，更突出技术的应用能力和市场价值。

　　有业内人士评价，达摩院把量子实验室捐赠出去，正是体现了民营企业参与科研的困境和挑战，特别是面对量子计算这样一种高风险、高投入的前沿技术，更是需要长期的探索和耐心的等待，而民企往往受制于市场的压力和竞争的激烈，难以承担这样的风险和成本。

　　就在达摩院捐赠量子实验室后不到2个月，今年1月，百度也宣布放弃了量子研究，并表示百度量子计算研究所旗下量子实验室及可移交的量子实验仪器设备将捐赠予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两个互联网巨头先后放弃“砸钱”在量子研究上，或许也印证了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艰难。如今国内互联网大厂中开展量子研究的，仅剩2012年成立的华为量子技术基础研究实验室和2017年成立的腾讯量子实验室。

科研捐赠的痛点

　　基础研究周期长，投入大，回报慢，对于追求盈利的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于是，部分企业家出于对企业战略需求和长远发展的考虑，以捐赠的方式投入到基础研究中来，成立专注于基础研究的基金会和专项基金。

　　目前，我国还缺少专业化社会资金捐赠基础研究的渠道。不同于国外多主体、多渠道设立科学研究类基金会，我国专业资助基础研究的基金会较少。据中慈联2019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全国性基金会中关注教育公平和扶贫助困的比例分别为54.1%和32.1%，关注科学研究的仅占7.3%。

　　而从捐赠领域来看，我国捐赠主要投入领域按捐赠额大小依次为教育、扶贫与发展、医疗健康、人群服务、公共事业、文化艺术和体育、减灾救灾、生态环境和科学研究与倡导等九个领域。根据《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直到2016年，我国才明确将“科学研究与倡导”纳入慈善捐赠领域之内，2016～2019年，“科学研究与倡导”接收的捐赠额度分别为22亿元、15亿元、19亿元和30.22亿元，四年平均经费为21亿元，在总捐赠额度中的平均占比不到2%，是所有捐赠名录中占比最低的一项。与之相对的，2019年，全国慈善捐赠投向教育、扶贫和医疗这三个领域的资金捐赠额分别为440.31亿元、379.02亿元、272.23亿元，三者合计占捐赠总量的72.32%。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吴杨看来，这是由中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体系不成熟决定的，主要体现在捐赠渠道和机制不健全、税收激励措施不完善等方面。

　　首先，目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基础研究捐赠渠道。“科学研究与倡导”作为捐赠接收领域起步较晚且收到的捐赠金额最少，同时未设立“基础研究”专项，忽视了基础研究捐赠渠道设计。

　　第二，缺乏稳定的基础研究专项捐赠机制。现有慈善会和基金会无法满足基础研究捐赠接收和使用的管理需求，也缺乏对基础研究捐赠款项的专业化管理和分配，难以通过捐赠为重大原始创新项目和探索性科技领域提供稳定支持。

　　吴杨认为，社会资本牵头组织基础研究专项基金会积极性不高，尤其是企业家、富人群体等资金实力雄厚的潜在捐赠者科研创新责任意识不强，未发挥社会带动效应和影响力，亟需鼓励其以个人名义发起标杆型基金会，提高其基础研究捐赠意识。

　　在这一方面，科学家似乎天然有着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和无形价值，无论是丘成桐在内地筹资兴建的“学术特区”，王玉明院士捐赠20万元做为“引子”，募资设立的“王玉明科技强基奖励金”，还是施一公等人倡导成立的西湖大学，科学家们主导的科学探索奖等，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科学之光，他们以科学改变世界，更以公益唤起人类对科学的敬畏和认知。

　　作者：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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