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帮过我，我觉得我应该回报多一点。这样，良心才说得过去。”谈及5年前的那笔捐赠，93岁的卢耀如院士这样说，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发自内心的朴素话语。

　　卢耀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水文与环境地质学家。他将自己的人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从千岛湖(新安江水库)到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他和他的地质研究团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9年，卢耀如决定向自己就职的同济大学捐赠360万元善款，这是他多年的积蓄。以这360万元为启动基金，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了一个 “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激励基金”，用于支持、推动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相关学科的发展，支持这些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等。

　　地质事业几乎是他人生的全部，捐赠给这个事业，在他看来是一件特别自然的事情。

改变命运的29.5元

　　为什么要捐出这么多钱来？用卢耀如的话说，就是为了“回报社会”。他一再强调，当年如果不是人们对他的帮助，他恐怕很难读上大学，更别说成为院士。

　　1931年5月，卢耀如出生在福州。父亲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国航空公司职员，母亲也出自书香门第。家中8个孩子，卢耀如是其中的老大。卢家前几辈人因经商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但在战争的消磨和奔波中，一度也变得十分清贫，甚至背上债务，要为生计发愁。母亲有几次叫卢耀如去向亲戚或邻居借些米，但小男孩不愿低声下气地去求人，“把眼泪往肚内咽，借口读书，就是不去借粮”。

　　后来，卢耀如在自传中回忆起那段日子，也后悔当初没能帮到母亲：“我深深感到对不起母亲，那时不能与她分忧。”

　　母亲对卢耀如的成长影响很深。她教导儿子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一方面是对家庭，“鸡上斤，儿上十”，十岁就该为家人出些力了；另一方面则是对国家。上小学时，日军的飞机每天就在学校上空掠过，战争的乌云笼罩在福州上空。母亲给他讲了岳飞的故事，并告诉他：“我们国家弱才这样，将来会强大的，小孩要知道长大后精忠报国。”

　　卢耀如的童年就这样在时代的重压中度过。这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好改变家庭乃至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卢耀如天资聪颖，从小就成绩拔尖。初中毕业后，他同时被福州最好的公立与私立两所学校录取。虽然私立学校学费更贵，但考虑到奖学金可以覆盖所有费用，对成绩有信心的他便选择了私立的鹤龄英华高中。一路学下来，他的成绩一直都能稳定在年级前五名。

　　1950年1月，卢耀如高中毕业，但面对毕业后的去向，他却犯了难——得等到夏天才有大学可考，自己暂时读不上书。先前，学校里有老师挑选了几位尖子生，准备去东北上学，他虽然入选，却因为付不起路费，只得放弃。

　　左思右想之后，他决定先工作。经别人介绍，他加入了南台学联，即福州市工作委员会南台办事处，成为团学系统的一名干部。

　　但继续求学的念头一直没有消去。几次回到学校，看到学生们都在紧张备考，卢耀如有些不是滋味。有一次，他在学校里遇到后来成为大数学家的同学陈景润，聊天中他询问对方的近况，陈景润悄声回答他：“我在家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

　　看着伙伴们为求学而努力的样子，卢耀如最终下定决心，放弃刚刚入职的工作，重新尝试高考。离开学联的时候，距离当年的省外大学联考只有十几天了。他带着病上了考场，虽然没能考上全福建省只收一人的数学系，但仍然顺利被清华大学录取。

　　可考上后，另一个烦恼又来了：这一次，他仍然付不起去北京的路费。清华9月15日开学，但卢耀如还在福州到处借钱，手里只凑到了十元。他寄了封信给学校，表示自己不得不晚些报到，恳求学校能为他保留入学资格。

　　近两周时间里，他枯坐家中，焦虑徘徊。“我在三进房屋厅堂前，坐在一张椅子上，心中想着路费在何方啊！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井上斜照下来的一束阳光。气温不低于20℃，但我心中却是感到高温和烦恼。再没钱，去不了北京，那我就上不了大学了啊！那时还没有录取贫困生，就可取得路费的资助而上学的措施。”他在自传中回忆。

　　1950年9月28日中午快11点多时，有两个人突然造访卢耀如家。他们是南台学联中从上海南下的两名干部，也是卢耀如工作时的好朋友，黄民和曾丽黎。他们告诉卢耀如：“大家知道你要去北京上学，却没有路费，我们把9月底刚发的津贴都拿出来了，凑了钱给你做路费。”

　　一共是29.5元。这29.5元，彻底改写了卢耀如的命运。他从福州坐船到南平，南平坐火车至江西上饶、再赶火车至上海，前后花了八天时间，抵达北京。火车很长一段路程里都没有座位，卢耀如偶尔能在厕所门口蹲下休息一会儿。到学校的时候，他身上只剩下最后的几毛钱，胆战心惊，差点连饭都吃不上了。

　　他日后做捐赠、做慈善，这笔钱似乎就是动力的源头——由自己的际遇，想到那些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处于窘境之中的学子。感同身受，推己及人，这是慈善事业最原本的初心。

地质人生

　　如今的卢耀如已经93岁高龄。老人家居住在厦门郊区的一个处所，走路有点颤颤巍巍，耳朵也有些背了。回忆起当年收到的那笔善款，他仍然感慨万千。“我能到北京去上清华，能够学习，这都是福州同志们帮助我的。如果没有他们，我去不了北京，我卢某某如今会在哪里，会怎么样？那就不知道了。所以后来我学成归来，就特别想在地质方面，为国家工程出点力，这是我们肩上扛着的责任。”

　　卢耀如是我国水文与环境地质学方面的顶尖专家，但在清华选专业的时候，地质并非他的第一选择，他更想到数学或者物理系去深造。但后来地质系主任袁复礼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卢耀如，听说你要转系，这不好！你应当知道，国家复兴，要发展建设，需要很多地质人员，你还是团员，应当带头，学好地质，为国家出力。”

　　于是，“学好地质，为国家努力”就成为了卢耀如在清华求学一直恪守的原则，由此一步步开启了他的地质人生。

　　1952年9月，卢耀如和清华地质系的同学一起，进入新设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即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学习，并在毕业后入职地质部。

　　卢耀如参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是1954年春天开启考察工作的上海新安江水库。规划中的新安江水库能够提供40万千瓦的发电量，将支撑起上海、浙江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

　　地质团队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水库建好后是否有渗漏风险？二、哪种建设形态最好，是一级坝，还是开发多梯级的水坝？团队6个人跋山涉水，很多地方需要乘小船前行，晚上就寄宿在当地的祠堂里，用木板、凳子临时搭床。最终，野外调查结合资料文献分析，几个人给出结论：当地的寒武系碳质石灰岩层中不含大规模洞穴或暗河，溶蚀不强烈。简而言之，可以建坝，且适合建一级坝，不会渗漏。新安江水库持续运转至今，1984年，它从水利工程转型旅游景区，并改掉了名字——也就是如今的千岛湖。

　　地质专家很多时候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一个简单的判断，可能会关系到整个水系周围居民的安危。卢耀如向《中国慈善家》表示，重要的是要脚踏实地地根据数据下结论，“不能说瞎话”。“如果随便下结论，花了几年去修一个漏水的水库，那我的责任多大呢？估计得请我去监狱里待几年了。但后来修起来，新安江(水库)运转很好。”

　　1956年，在去往三峡工程组之前，卢耀如接到中央的紧急通知，要求他去往官厅水库救急。

　　官厅水库建在永定河上，位于北京的西北方向，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但那一年，官厅水库发生渗漏，并发生直指大坝要害的塌陷，直接威胁到其下游的北京市区。卢耀如回忆说，当时水库的储水量足足有20亿立方，“一旦土坝崩溃，20亿立方水下来，北京就完了”。

　　在保护水坝安全的前提下，年仅25岁的卢耀如挑起担子，开始了对水坝周围的地质进行勘测，推理水动力渗流原理，和施工队密切配合，甚至还做出大胆决定，在防渗关键墙——黏土心墙上打洞钻探，以判断其受渗漏的影响破坏程度。勘测治理工作争分夺秒，最终赶在了6月汛期之前完成，解决了一个重大隐患。

　　官厅水库的工作结束后，卢耀如立即加入三峡地质组，在当地进行考察。这项世纪大工程在一段时间的搁置后，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再度被提上日程。

　　90年代参与三峡工程建设的时候，卢耀如刚刚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给三峡建设提出两个建议，包括库区的地质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议，以及库区与上游岩溶石山地区生态环境结合治理、以可持续发展的建议。1999年，他又进一步提出建议，希望水坝能够配套建设防护林、在上游工业区落地大规模污水防治措施，并认真全面地建设库岸监测防护系统、合理开发调控地表水与地下水等。

　　卢耀如身边的人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个性直率的人，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固执。曾经，在陪同苏联地质专家索科洛夫考察乌江渡选址工作时，两人产生了不同意见。当时索科洛夫已经是喀斯特地貌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但卢耀如坚持自己的石灰岩选址，一段时间争论后，最终说服了对方。

　　“认真讨论是发展科技的必由之路。”他这样概括。

　　卢耀如是国际知名的喀斯特地貌研究专家，当年索科洛夫称他为“喀斯特卢”。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地质事业，多年来一直奔走在地质工作的一线，风里来雨里去，个人生活则被放到了次要位置，直到71岁那年，他才结婚成家。

把钱用好

　　“何必捐这么多？”决定捐出360万元时，卢耀如身边的朋友这样问他。

　　“有人说，不就是29块5嘛，你就换算过来，按29万5捐就行。但我觉得，回报不应该以钱多钱少来衡量。”卢耀如告诉《中国慈善家》，“现在还有很多贫困的学生，我有能力，不资助他们，留着钱干什么？我能上学，而且活得也不错，身体也还可以，我觉得我应该回报社会多一点钱，因为社会帮助过我。这样，良心才说得过去。”

　　想当年，在北京读书的卢耀如的日常开销基本都是靠助学金支撑。每一分钱，他都花得特别谨慎，讲义费、交通费、笔墨纸张、牙膏肥皂，每一笔都规划得清清楚楚。甚至因为囊中羞涩，卢耀如会害怕和朋友聚餐或谈恋爱，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连喝一碗馄饨汤都请不起”。

　　尽管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卢耀如仍然不忘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卢耀如还和同学们跑到附近工地劳动，一共赚来14元，他留下4元给自己买了双野外地质考察需要的皮鞋，剩下的10元捐了出去。

　　那些年，他花过最大的一笔钱，是咬着牙用120多元钱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在北京经常要开会，跑东跑西的。有了自行车，我其实能省下很多车费，骑着它到处开会作报告。”他回忆说。

　　到地质部工作后，他每月可以拿到55元的工资。他自己只留下足够保证温饱的15元钱，剩下的40元全部寄回家里，给父母和弟弟妹妹。

　　到北京求学、工作后，卢耀如一直没能回家。再回福州，已经是三十一年后的事了。那一次，他专门一个个地去寻访当年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学联同志，希望能报答他们当年的恩情。但遗憾的是，包括黄民在内的一些人已经离世了。

　　2019年，在向同济大学捐赠360万元善款的仪式上，卢耀如提起自己捐款的初衷，就是为了回报当年所获得的恩泽：“我承诺每次回福州都要看望他们，要用我的所学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希望他们能够一直看到……今天，我希望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我一直都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

　　目前，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激励基金以36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将主要用于支持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领域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人才培养，包括但不限于奖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和优秀学生，优先支持“3+2”高校和科研院所，即同济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3家高校院所，以及清华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所高校——前三个是卢耀如曾工作、任职过的院校，后两个则是他的母校。该基金还将用于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相关学科的公益性、引导性课题研究。

　　根据校方公布的管理办法文件，这一基金的管理委员会由五所受益高校及捐赠方代表共同组成，每届任期五年。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挂靠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负责基金的使用方案及预算规划，并具体执行。校方即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基金方案的审核与监督。

　　而接下来，如何把这笔钱用好、用在实处，利用这笔不小的善款搭建起系统的慈善规划，仍然是有待解决的课题。目前，基金在2019年起举办过三届“如兰杯”作文大赛，并颁发奖金资助获奖学生。另外，同济大学自2011年起开始探索实施“苗圃计划”，与全国11个省的31所中学合作，为中学生们搭建提前了解大学生涯、优先参与同济大学卓越人才培养等计划的平台。“如兰杯”参赛者中也包含这些中学的学生。

　　谈起基金未来的规划，卢耀如表示，他希望能设立一个助学金，帮助有困难的孩子。他特别强调，贫困家庭的学生可以来申请这个助学金，但这是不够的，学校应当主动去发现、了解需要帮助的学生。

　　“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要去发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学生，尤其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家里咬着牙供孩子上学的。我们要主动发现这类学生，每月给他们一些资助，这样更有价值。”他对《中国慈善家》说。

　　他还表示，高校基金会管理善款时，应当更加系统化，并要注重反馈善款的去向和效果。虽然他没有从事过专业的慈善工作，但人生经验告诉他，听到受助人的声音很有必要。

　　“我希望能有一个总结，比如这些钱资助了多少学生，怎么资助的，成果如何。”卢耀如说，“这样的话，大家才会选择继续行善，捐赠才能成为一种风气。”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摄影/李思源

“我希望捐赠能成为一种风气”

　　《中国慈善家》：您最初的志向是在数学领域，为何最终决定选择地质学作为自己的事业方向？

　　卢耀如：确实，我数理化挺好，本来不是想去搞地质的。不过后来发现地质学科其实涉及的面很广，包括国家的水利建设、铁路建设、城市建设。我学的是环境地质、工程地质，跟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有紧密联系，我觉得这个正是国家需要的，所以后来就安心读这个专业了。从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方向，到具体每一个大型工程的安全和效益，都和我们地质工作有关系。

　　《中国慈善家》：从事了一辈子的地质工作，您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环境地质学家的责任？

　　卢耀如：这份工作责任太重了，肩膀上肩负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如我曾经参与解决官厅水库渗漏，当时那20亿立方水如果下来，北京就完了。那时周总理很关心，中央都很关心，都睡不着觉。后来我们组织地质部、水利部、电力部三部的力量，半个月内设备到位，布置好各自负责的东西，才得出最后的结论，险情是可以控制的。

　　新安江水库也是，那时候国际上很多喀斯特地区建起来的水库都漏水，比如意大利和前苏联，都发生过。所以很多人担心这座水库也一样。我们去了几个月，漫山遍野地跑，睡在祠堂棺材旁边，才根据数据得出结论，新安江可以修，不会漏。

　　做这份工作得脚踏实地，按实际情况，能判断就判断，不能说瞎话。如果随便下结论，花了几年去修一个漏水的水库，那我的责任多大呢？估计得请我去监狱里待几年了。但后来修起来，新安江(水库)运转很好。

　　水库修好之后，我们还得考虑可能的地质、气象、气候灾害，考虑天气的特殊变化，还有人为施工对当地地质的影响。同样的，工程上有不合适的地方、有潜在的危险，一定要告诉他们处理，不然外面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暂时不做处理，之后出了问题，都是很大的责任。有的工程上的人不注意，我就写书面意见给他们，让他们必须重视。

　　当然，地质做的很多是幕后工作，建功、出头，经常没有我们的份。做这份工作不追求名誉，但一定要知道自己担当多大的责任。

　　《中国慈善家》：对于捐出的360万元，您当时有做一些规划吗？

　　卢耀如：我捐的时候，没有说要设立“卢耀如院士的基金”，带上我的名字，是同济给出的建议。其实我当时强调不要写我的名字，但他们觉得，一方面是有助于学校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更加激励学生，强调是院士捐赠的基金的话，受帮助的学生可能会感到责任重大。

　　实际上，现在的学生和我们上学时贫困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社会进步了，一般来讲，基本的经济条件都还可以，不一定像我那时候等着助学金下来才有饭吃。所以更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要主动去发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学生。尤其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家里咬着牙供孩子上学的。主动发现这类的学生，每月给他们一些资助，这样才更有价值。

　　我知道，有些学生提出助学金的申请，自己会觉得不体面，所以学校需要去主动了解和资助他们。除了直接的助学金，还可以做一些奖励激励给到学生们，或者在灾情和家里困难的时期再给一些资助，灵活一些，也是可以的。

　　《中国慈善家》：关于基金的管理，您有什么想法？

　　卢耀如：目前，基金主要是学校在管理。我希望学校今后能有一些反馈，给出一个总结，比如那些钱资助了多少学生，怎么资助的，成果如何。这样一来，学生们也有动力和责任，能保证自己的成绩。双方也应该碰一碰，让受资助的学生表达一下资助的方式合不合适，为他的学习解决了什么问题。

　　有的人问我捐钱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你的钱拿去做什么了。所以，有了反馈的话，大家才会选择继续行善，捐献才能成为一种风气。

　　作者：龚怡洁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