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学校引进专业社工

　　大棚内埋尸现场。

　　3月10日，河北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3名同学残忍杀害，3名犯罪嫌疑人随后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为掩埋尸体，犯罪嫌疑人分两次在废弃大棚进行了挖掘。

　　在这起事件中，加害方和受害人均是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

从排挤、威胁到谋杀

　　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沈旭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相对更缺少父母的关爱，更容易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

　　光合行动是一家公益机构，长期关注儿童、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校园欺凌的预防、减低和应对。沈旭的团队开展预防与干预校园暴力的项目长达13年，直接和间接干预的中高危校园欺凌个案有上千例。

　　“发生在校园中的大多数极端案件，都是从贬低、嘲笑、羞辱、造谣、威胁、孤立、排斥和忽略开始，慢慢演变成群殴甚至谋杀。”沈旭说。

　　邯郸事件中，据受害者家属介绍，王某某最近表现出不想上学的情绪，还说上学必须得拿现金，家长以为孩子想买零食吃，就没多想。出事后，家长翻看王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前一天给同桌张某发了191元的红包。据同学透露，王某某曾多次遭到3名犯罪嫌疑人欺凌，还多次被锁在厕所旁的劳动间小屋。

　　王某某的学生卡。

　　沈旭说，在很多案例中，一些被欺凌的孩子会表现出厌学或者一些不合理的言行，但往往会被家长忽略。而在欺凌者方面，他们当中很多人要么是家庭出了问题，有么是学习跟不上，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就会用欺凌别人的方式来寻求自我存在的意义。

　　“对于校园欺凌，不能只关注暴力本身，还要关注背后的原因。这种现象的发生，一定是学生情感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他们的价值感、安全感、对群体的归属感都出了问题。”沈旭说。

学校、家庭、社会

　　校园欺凌具有较大的隐秘性，除非现场视频、监控录像无意或有意流出，或因酿成恶性后果而曝光，才会引起舆论关注。而大量校园欺凌案件始终不见天日、无人知晓，追责更是无从谈起。

　　在邯郸事件中，受害人王某某的班主任韩老师称，王某某生前与3名犯罪嫌疑人关系很好，在日常中也未发现有校园霸凌。他的这个说法遭到受害者家长的反驳。

　　在应对校园欺凌方面，老师的角色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张文新教授团队曾对全国700余名教师的调查研究发现，70.3%老师认为自己无法有效应对欺凌。在实践过程中，许多学校面临缺少专业心理健康教师、班主任缺少专业技能培训的困境。配有专业教师的学校，通常存在现有师资无法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开发本校心理健康课程、遇到心理危机事件无法及时开展专业处理等问题。

　　对于校园欺凌，一些学校缺乏科学的认识，在处理问题时也存在诸多顾虑。往往是暴发欺凌事件后，学校将之看成“丑闻”，甚至不敢承认欺凌的存在，有意无意地把欺凌行为当成学生之间的“吵闹打架”，忽略了受害学生的心理伤害。

　　沈旭告诉《中国慈善家》，很多学校对校园欺凌的话题禁忌特别多。公益组织想进入学校开展相关项目有很大难度，让校方承认发生校园欺凌更难，就连发放给学生的一些问卷调查，也明显感觉到有人为干预，数据真假难辨。

　　但在另一方面，学校也有很多难言的苦衷。西部地区一所中学的德育教育负责人向《中国慈善家》坦言，在处理校园欺凌方面，学校的压力非常大。一旦出现校园欺凌事件，舆论都倾向于把责任全推给校方，很少去理性分析家庭的责任、社会环境问题等。这让学校倍感压力，导致的结果就是凡是发生一些不严重的欺凌事件，学校都会倾向于“内部解决”。

　　嫌疑人张某家就在离大棚约100米远的地方。

　　这位老师进一步指出，很多欺凌事件都是发生在周末或放学后，地点也都不在学校，学校和老师要做到全方位、全天候监控不太现实。另外，在欺凌事件中，被欺凌者往往是弱势一方，他们受到欺凌一方的威胁，很少人会主动告诉家长或老师，这也会使得校园欺凌较难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需要国家兜底，除了关联性较强的民政、教育、医疗、司法外，各部门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全推给学校和家庭。

　　沈旭也认为，防止校园欺凌绝不是光靠学校和老师就能起到作用，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只有改变校园文化、家庭文化，让每位同学都有拒绝欺凌别人和不被别人欺凌的意识，懂得尊重他人，他们合理的情感诉求能得到满足，才能真正建立校园欺凌的屏障。

“一校一社工”

　　童小军告诉记者，随着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意味着中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基本形成，也意味着未成年人保护基本的服务体系框架建设基本成熟。这个服务体系包括：在社区设立儿童主任，在街道设立儿童督导员，区县以上政府的民政系统设立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童小军认为，中国民众对校园欺凌的认知、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仍有提升空间，她建议学校设置专职社会工作者，针对不同年级(年龄阶段)学生面临的社会化发展需要，为学生、家长和教师提供包括校园欺凌在内的未成年人伤害相关知识和应对措施的教育和普及，为在日常学校生活中遇到同辈和师生冲突的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帮助，从而实现对校园学生伤害的预防和早期干预，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同辈和谐和校园安全。

　　据了解，中国香港地区早在2000年实行了“一校一社工”制度，并明确了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目标、学校社工的角色及服务种类、社工与其他专业人员在处理个案上的分工与合作等，使社工工作有据可依。

　　2021年6月，《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引入专业力量参与学生管理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建立学校社会工作站、设立社会工作岗位、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学校社会工作发展。

　　“我们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专业服务，需要专业社工运用社工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才能保障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尽管我们有比较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但专业社工的配置仍是弱项。”童小军说，因为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的专业性，所以对社工参与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给到的资金支持不够，导致服务体系无法顺畅运转。

　　童小军认为，要解决校园欺凌，就要保证“一校一社工”，而且社工不是驻点，也不是购买服务，而是编制内的专职人员；通过与专业服务理念相一致的学生成长课堂设置以及学校伤害风险监测、报告和处置机制建设，来帮助学生社会化发展，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尤其如何看待和自己不一样的同学、如何看待比自己家庭贫困或富有的同学、如何应对同伴之间的矛盾、如何察觉和处理自己的情绪等等。这些工作要融入到学校的日常工作中。

　　受害人王某某生前就读的肥乡区旧店中学。

　　实际上，国内也有较为成功的案例。2023年，江苏省太仓市在全市所有(20所)初、高级中学推进学校社会工作，按照“一校一社工”的配比，由社工机构向学校派驻20名专业社工提供专业服务。驻校“岗位社工”面向全体学生提供心理筛查、个案服务、小组服务、社工课堂等专项服务，服务覆盖初、高中学生3.1万人。

　　值得借鉴的是，太仓市还制定具体学校社工服务标准，明确了服务内容，严格承接驻校社工服务机构的准入门槛。据了解，目前20名学校社工平均年龄32.7岁，研究生占10%，具有教师职业资格证书人数占30%，具有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人数占20%，具有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人数占35%。

　　在具体的做法上，社工机构建立“学校社工工作坊”，每2周进行主题交流，会商实践问题，提供个案支持。此外，太仓市还设立了学校社工慈善专项基金，多元筹集项目经费，按照每年15万元设定社工薪酬，保障人员稳定性。

　　“专业的社工服务对校园欺凌能达到有效干预，即早期干预，从源头上预防。”童小军说。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新京报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杨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