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毁坏了我们的亲密关系？

一

　　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年轻僧人们因为看手机太多，影响了修行。

　　移动互联网的杀伤力是无远弗届的。六根清净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普通人呢？

　　十年前，社交媒体刚刚流行时，很多老年人忧心忡忡：年轻人每天拿着手机，对着屏幕或巧笑倩兮或怒发冲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这几年，老同志们忙着刷短视频，已经没闲工夫管年轻人上网了，轮到年轻人苦口婆心地对爹妈说：“就不能少看点手机，多到外面走走。”

　　我有一个朋友劝说沉溺手机的妈妈多看书，妈妈翻了几页后对她说：“这书页不会发光，看不下去。”

　　小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很多小孩知道很多神鬼莫测莫名其妙的知识，一问，都是从短视频看到的。我女儿很喜欢和我们一块参加成人的饭局，原因无他——可以尽情在一旁看手机了。

　　有一个数据说，普通人每天接触手机2617次，重度手机用户每天接触手机5427次。

　　现在，谁还能离得开手机？

二

　　关于沉溺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坏处，这些年舆论已经说得太多，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晚近流行的是源自人类学大神项飙的“重建附近”，大意就是手机和数字世界毁灭了人类真实的社交。

　　“附近”一说自然很有道理，但具体到手机上总觉得过于高远。毕竟，现代城市人除了疫情这样的特殊时刻，对邻里关系这样的“附近”本就没有什么兴趣，这更像是城市文明的偏好，而不是手机导致的。

　　“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前，要先和对方确定一下使用手机的界限”，最近读了《数字化孤独：社交媒体时代的亲密关系》一书，初看觉得有些耸人听闻，但读完仔细一想，倒是有当头棒喝之感，原来手机与社交媒体已深刻改变了当代人的两性关系。

　　本书作者米歇尔·德鲁因在书中反复强调：从恋爱、婚姻到性爱，人类正生活在一场“亲密饥荒”之中。

　　本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两周的时间里，大多数情侣(72%)在与伴侣的互动中出现了科技干扰。

　　尤其是性爱，美国“千禧一代”的性生活相比前几代人越来越少。根据作者的一项调查，相比十几年前，在美国18-44岁的男性中，过去一年中没有性生活的人增加了7%。以至于作者惊呼：“这群年轻男人怎么了？”

　　米歇尔·德鲁因明确指出，“手机是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手机能随时随地满足我们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因而损害了真正的亲密关系”。几乎就要欲言又止地说出：手机阉割了男性。

如果中国的人口学者读到这里，可能会非常激动地跳起来，认为自己又找到了一条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以及解决方案：限制群众使用手机以提升生育率。

　　本书作者倒是没有大谈什么生育率，她在书中的人设更像是一位“爱情至上主义者”，大谈约会与性爱，“作为一个以‘爱就爱得毫不掩饰’为座右铭的人，我认为这世界上再没有比爱和亲密更伟大的追求了”。这样的姿态可能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嘲讽为“恋爱脑”，但也让作者的研究与写作减少了“劝人生育”的功利性，增加了亲和力。

　　作者不劝你结婚和生娃，只劝你享受恋爱与性爱，这还不行么？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伴侣在睡前各刷各的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交流一下手机上看到的内容，然后在不同时段各自入睡，这可能已经是再主流不过的生活方式。但本书作者似乎对此深恶痛绝，视为罗曼蒂克消亡的祸首，甚至因此提出了一条“婚姻维系”建议：和你的伴侣同步睡前生活，最好一起相拥入睡，“仅仅这种简单的修复，就能增加作为夫妻的幸福感”。

　　这一建议可能让国内中年夫妻相当尴尬，不仅因为大多数人做不到睡前不刷手机，而且作者可能并不了解一项中国国情：不少中国夫妻有了孩子后，都未必睡在一张床上(一个房间里)，又何谈相拥入睡呢？

　　毕竟，在作者的美式生活世界里，孩子是一个人睡一间的，再不合拍的夫妻也会睡在一张床上。

三

　　《数字化孤独》一书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观点，刷新了很多陈词滥调，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里，有些说法似乎不能完全对得上。

　　毕竟，这是一本基于西方语境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心理学著作，很多观点是超越国界的，但有些并不是。

　　最重要的不同是对“罗曼蒂克消亡”的成因解释上。如前所述。作者米歇尔·德鲁因将最主要的原因指向手机。

　　没错，就现象而言，中国和美国的境遇类似：年轻人越来越不热衷于约会和婚姻。事实上，中国婚恋的趋冷比美国还要更严重，根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数据，2013年时，中国结婚登记数据还高达1346.93万对，2019年时已跌破1000万大关，2022年时更是跌破800万大关，仅为683.3万对。

　　就中国而言，这一现象的背后当然也有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但这真的和美国一样是主导原因么？

　　很可能不是。

　　在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热衷约会和结婚，其原因远比美国复杂：房价的高企、996导致的无精力约会、生育的压力、生育福利的匮乏、男女不平等、职场对孕妇及新妈妈的不友好……

　　如果说手机和社交媒体更像是一个“后现代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年轻人不谈恋爱的很多原因是“现代”甚至“前现代”的。

　　不过，相对而言，以上这些原因更能解释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而不太能解释中国年轻人不约会这一现象。就“不约会”来说，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可能相对更大。

　　这里可能又涉及到弥漫于中国年轻人中的“保守”氛围。相比更“开放”的前几代人，这一代年轻人在对恋爱与性爱的态度上更为保守，很多中国年轻女性甚至会歧视恋爱的同性，“恋爱脑”这个充满贬义的词语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产生的。

　　但相对原因，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舆论场上，媒体和专家们也更关心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这两大有政策意义和功利性意义的指标，而对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不热衷谈恋爱缺乏应有的关切。

　　相比《数字化孤独》一书的纯爱立场，中国舆论场的此种婚育中心主义不仅格调更低，也完全丧失了对年轻人的同理心。

　　脱离对约会和恋爱的关切，去大谈什么婚姻和生育，这就是赤裸裸的工具人思维啊。

　　作为一本主要针对西方读者的社科著作，《数字化孤独》并不承担解释中国问题的义务；并且，这是一本心理学著作，也不承担解释一切的义务。

　　《数字化孤独》虽然缺少了中国语境，但其“纯爱”立场却是对中国舆论场婚育功利主义的一种更有价值的超越。

四

　　对于人类生活，手机真的这么毁天灭地么？

　　对此，《数字化孤独》的立场也是游移的，比如，在谈到孩子与手机的关系时，作者一边明确指出过度使用手机是对孩子有害的，但也承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草原”。

　　在中国的语境内，手机对现代生活的利弊就相对欧美更有争议性了。

　　比如，本书谈到的手机对亲子关系的损害。而在中国，父亲在孩子童年中的缺失可能是更严重的问题。说得刻薄一点，手机损害亲子关系是一个更为高级的弊病，中国家庭还是先解决父亲缺位这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吧。

　　再比如，在线教育。相对欧美，中国教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更为显著，不发达地区的师资水平堪忧，遑论享受优质教育了。也因此，在线教育在中国也部分承担着“知识普惠”的社会功能。这一点，对于《数字化孤独》的作者显然是陌生的。

　　在我看来，本书对于中国舆论场最大的价值，除了以上提到的“纯爱立场”，就是对于人类亲密关系的原教旨立场，“当人们放弃与身边的人互动，转而选择与手机互动的那一刻，负面影响就出现了”。

　　不知从何时起， “社恐”这个词在国内成为了一个流行标签。我当然知道，有很多人天生内向，不喜欢社交，社会舆论当然应该对他们持宽容立场，但这不等于，“社恐”成为了一种人人趋之若鹜的流行标签，似乎年轻人不标榜自己社恐就会被边缘化一样。

　　于是乎，一切与人相连接的方式，都被贬低，视为落后的生活方式，喜欢社交的人被带上了“社达”这个略有嘲笑意味的词。

　　也就是说，在中国年轻人的流行观念中，社恐是主流文化，社达反而成了边缘文化。那些鼓励年轻人走出家门多接触社会的言论，被视之为油腻和爹味。

　　尊重包括社恐在内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本是现代文明的进步标志，但现在却又走向反面的趋势。

　　《数字化孤独》不是写给中国人的，但这本书对人类亲密关系的原教旨立场，却是对中国社恐文化的一种有益纠偏。

　　独处是一种能力，孤独是一种状态，但亲密关系更接近人类的本质，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内循环”。

(作者系作家，著有《弃长安》《入关》等)

　　作者：张明扬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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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编辑：杨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