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杂志首期影响力慈善沙龙活动现场

本刊记者/陈柯宇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真正打开了各级政府与公众对话、互动、服务的窗口，这个对话的窗口是如此重要，意味着双方从不了解、不信任，到彼此理解，达成共识，这个逻辑和发展历程对公益领域的发展同样有着参考意义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微博政务公益运营总经理李峥嵘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程芬表示赞同：“可以说，没有互联网，人人公益就无法实现。”

　　这是《中国慈善家》杂志首期影响力慈善沙龙的活动现场。8月24日，来自互联网企业、公益行业、慈善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济济一堂，期待对在中国发展近20年的“互联网公益”议题做一探究，明晰互联网公益究竟对公益慈善行业、互联网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了怎样的贡献和变革。

　　互联网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引进了互联网技术的公益行业却在真实发生着变化，或许只有通过梳理、辨析其中的脉络和逻辑，才能让互联网技术真正为公益行业的持续性发展所用。

　　互联网＋公益＝变革

　　“互联网公益进入影响力时代！”《中国慈善家》杂志社副社长、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院长王跃春表示，“影响力”三个字并非指传统意义的传播、形象、品牌，而是指变革，即互联网公益是如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

　　的确，纵观中国互联网公益发展进程，走在最前端的，多是具有互联网平台属性的企业基金会。2007年，腾讯成立了互联网行业第一家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也是民政部首批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腾讯公益平台发起的“99公益日”活动，通过配捐的方式激励更多公益组织动公众来参与公益，也推动了人人公益的发展，同时，通过赋能和支持一些公益组织的发展，希望构建整个行业的生态。“可以说，腾讯公益平台发挥了‘连接器’的作用，将公益组织、受助方、用户以及公众很好连接了起来，极大降低了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说。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

　　目前已有十年公益历程的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也算得上是互联网公益的“资深玩家”了。近年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在用技术推动着互联网公益的发展，在两年前的“95公益周”，更是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所有参与活动的公益组织中，让每一笔捐赠的去向更加公开透明。此外，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还致力于搭建公益平台，将本是企业内部的“人人公益三小时”活动拓展到公众当中。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孟思妤表示，未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还将从公益平台向构建公益生态努力，为公益行业的变革作准备。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孟思妤

　　在互联网企业所设立的公益基金会中，大多趋于年轻化，更倾向于利用企业自身的资源做公益。例如成立于2019年的蚂蚁公益基金会，充分发挥蚂蚁集团的技术优势和支付宝平台力量，让公益项目更可见、倡导更生动、参与更便捷，在绿色低碳、女性支持、助老助农方面都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带动了行为公益的公众认知；微博微公益则是将做公益融入微博平台的生态，在今年的上海疫情、广东洪水灾害、重庆山火等事件中，不仅迅速建立话题发布信息，也将筹款、救援等多方面内容整合在一起；京东利用商品供应链和物流供应链的优势，打造物资募捐系统“物爱相连平台”，据京东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曾晨介绍，有意愿捐赠的消费者可在APP上选择相关的公益项目或者金额，再由京东从采购到物流，将物资直接送到受助对象手中；快手自2018年开展公益工作以来，依托“老铁”群体和快手生态，探索利用短视频和直播等提升信息连接效率的工具，在乡村振兴、应急灾害响应、儿童青少年保护、老年人和残疾人关爱、退役军人关爱以及环保等公益慈善领域发挥作用。

　　京东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曾晨

　　互联网企业强大的用户基础，成为互联网公益的独特优势，或为互联网公益带来新的力量。据小米公益基金会综合管理部主任高文隽介绍，小米公益基金会利用小米集团独有的智能设备和粉丝优势，让更多“米粉”参与到公益捐赠中。哔哩哔哩则聚焦年轻人的社群，摆脱传统公益传播的束缚，用哔哩哔哩公益负责人郭晏含的话说，“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将其打动，参与到公益之中。”

　　小米公益基金会综合管理部主任高文隽

　　哔哩哔哩公益负责人郭晏含

　　一些传统的基金会也开始主动拥抱互联网技术，努力追赶互联网公益浪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轶凡坦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互联网公益进程中起步较晚，非常希望能通过互联网去发声，让更多公众了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具体在做些什么，只有“破局”之后，才能谈到如何通过互联网进行筹款的问题。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轶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郭冲则认为，“希望工程”作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一个时代的记忆，现今如何革故鼎新动员庞大的社会体系和广大青少年参与到互联网公益中，仍需准确定位和大胆创新。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郭冲

　　也有一些传统基金会抓住了互联网公益的机遇，将本就拥有的公益实力与互联网技术结合，碰撞出更绚烂的火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22个部门中有5个部门都与互联网公益有关，包括“移动互联网部”“月捐发展部”“信息技术部”“品牌部”和“善品公社”，通过这些部门应用互联网平台，链接公众和捐赠人，传播公益文化和全民公益理念。

　　成立于2010年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2年开始互联网平台的探索，据平台传播部主任牛奔介绍，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从单纯通过和互联网平台合作进行筹资，到联合劝募，再到“联合劝募+赋能”，在此基础上再加入议题倡导，通过“联合劝募+赋能+议题倡导”三个维度，希望打造一个儿童的公益生态。目前基金会通过互联网渠道募集的资金，已占到儿慈会筹款的60%。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平台传播部主任牛奔

　　一把“双刃剑”

　　毋庸置疑，互联网技术的引入对公益行业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搅动着每一家基金会的思绪。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程芬的话说，互联网使公益行业的底层思维发生了改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程芬

　　“互联网的出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信息流的问题，二是资金流的问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陈红涛表示，纸媒时代的募款单靠媒体传播，信息传达率低，多次传播的效果也欠佳，互联网的出现使募款信息得以更多地进入公众生活，也使公众在产生捐赠意向的当下可以迅速完成捐款的行为，避免因捐款流程繁琐而放弃捐赠。

　　确实，小额捐赠形式的出现，发挥了很大优势，且正在互联网公益浪潮中爆发潜力。但在程芬看来，互联网往往会放大某一捐赠行为或是某一公益机构的做法，带来极化发展的趋势，如果有一点负面影响出现，事件也会迅速反转。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陈红涛

　　陈红涛观察到，互联网公益使参与捐赠的门槛降低了，具有颗粒化越来越细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首先导致了平均捐赠额的下降，也意味着大多公众的捐赠行为无法长久。蚂蚁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晓晶对此做了补充，但她认为，互联网的低门槛和随手可及，其实也为公众认知社会价值到可持续转化打好了基础。同时，公众对每一份投入都非常关注，也期待大的影响力反馈，这对平台来说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应该逐步引导用户辨别何为好的公益项目，而非简单地作为一种渠道存在。

　　此外，互联网公益的成本问题也引发了公益机构和平台之间的讨论。一些公众和公益机构认为通过互联网做公益是不需要成本的，或筹款成本很低，但实际上，搭建一个平台，需要增加更多的人力，以及维护服务器的投入，这些都是巨大的成本。而在短视频时代，内容的制作也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

　　微博政务公益运营总经理李峥嵘

　　“我觉得内容制作、传播层面的人力投入成本是公益机构无法回避的！但问题不光在于成本，更多是我们如何真正建立起面向大众的传播理念。”李峥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在不同的平台里，公益机构应该针对平台的属性制作适合传播的内容，唯有如此，公益理念才能触达人心，最终转化为捐款。“说到底，并非成本的问题，而是关乎理念，包括传播公益内容时对于痛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释，这些都应该在内容中体现。”

　　内容成本的投入和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在互联网时代不断放大，公益领域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刘洲鸿关注到，互联网公益兴起后，一些大型公募基金会一般来讲受益最大，反而是小型的、扎根基层的草根公益组织所得到的资源较少。“实际问题的解决最终是要靠公益组织点点滴滴的努力，如果不去提升草根公益组织利用互联网募款的能力，在经济形势不看好的年份，则很容易筹款不足，从而导致项目无法执行。”因此，在互联网浪潮中，如何能让处于弱势地位的草根公益组织生存下去并得到更好发展，同样不容忽视。

　　《中国慈善家》杂志首期影响力慈善沙龙与会嘉宾合影

　　从“感性公益”到“理性公益”

　　互联网公益的到来让公益与每个人都前所未有地拉近了距离，然而此次沙龙中探讨的公益成本问题、平均捐赠额下降问题，以及位于边缘地带的草根公益组织生存问题，又不禁让人质疑：互联网公益与公众真的更近了吗？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劲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劲表示，互联网公益包括传播、筹款、透明、参与的各个环节，在“最后一公里”的参与和产生真实成效方面，目前看来仍有所欠缺。

　　培养公众月捐的习惯、做理性公益几乎是所有与会嘉宾的共识。陈红涛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追求捐赠人数增加的前提下，也要关注人均捐赠额度，“应该慢慢培养公众的捐赠习惯，从突发事件的被动性捐赠转为常态下的日常性捐赠。”

　　不同平台在培养长期月捐方面展开了各自的行动。微博公益平台推出了“一起捐”行动，与微博大V展开合作从而带动粉丝捐赠，并在今夏的广东英德洪涝灾害中首先尝试使用。

　　《中国慈善家》杂志首期影响力慈善沙龙活动现场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则是从公司内部员工入手，通过每年设立33阿里巴巴公益榜，每三年设立一次公益委员选举，鼓励全员公益创新，筛选优质项目和种子选手，给予激励和支持。以公益创新孵化基金的方式，支持公益委员们落实公益项目。

　　“捐赠文化的培育是当下整个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建来完成。”蚂蚁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晓晶认为，这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公益文化，首先需要让人们看到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理解这其中的意义，进而产生行动，还要收到反馈，最后把这些模式沉淀下来，推广到行业。互联网在这其中的每一个链路都可以发挥作用。

　　蚂蚁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晓晶

　　在王晓晶看来，目前由于互联网的作用，“看见”这一环节并不难，难的是向“理解”的转化，她曾经在与公益机构的沟通中发现，保障型的公益项目相较发展型的公益项目更容易受到关注，公众对于病、老和儿童相关的项目更能感同身受。发展型项目就需要更多的沟通成本，帮助公众了解背后的意义。比如在倡导大家关注绿色可持续话题，光说沙漠现状和荒漠化治理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与公众自身的链接，理解到其实我们身边随手可及的一点小小的行为改变，都能够为远方带来改变，那么整体低碳的公众参与才会真正被带动起来。当人们理解了意义，并不断在意义中收到反馈，可持续的参与就会自然而然发生。“这件事不仅需要平台来做，也需要公益行业的参与，甚至要在全社会创造共同推动这件事的氛围，大家才真正愿意参与到其中。”

　　但是理性公益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呢？《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曾晶认为，互联网媒体存在很多非理性因素，近年来互联网公益行动之所以辐射面和活跃度甚高，反映出互联网使用群体对热点事件瞬间、短期、快速的关注，能迅速转化为即时而集中的公益行为，虽然产生了不少影响力，但与传统公益所倡导的注重理性和长期性的公益行为仍存在一定的矛盾。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曾晶

　　面对这样的现状，一些互联网公益平台开始越来越注重对公益项目的评估，做有效公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开发了一个对公益项目和公益机构的评估系统，评分高的公益项目会得到更多的配捐。这一评价系统也将用于今年的99公益日中。

　　然而，要想真正达到理性公益的标准，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与会嘉宾看来，面对年轻化、低龄化的互联网用户群体，首先需要共建舆论场，让更多的公益机构进入互联网公益浪潮之中，提供理性和专业的信息，传播优质的公益内容，引导公众理性参与公益，最终才能达到“共建、共享、共治”的局面。其次，各级相关政府部门也需要“进场”，共同推动发展理性公益。

　　快手科技副总裁、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宋婷婷

　　当然，天然具有连接性和传播性特质的互联网企业和媒体更要当仁不让，发挥作用。“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连接，如何更好地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出来，如何更好地在全社会营造全民的慈善氛围，树立一个更加正确，更加和谐的全民慈善观？”快手科技副总裁、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宋婷婷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能够共同推进这个行业，推进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

　　《中国慈善家》杂志社社长吕振亚

　　《中国慈善家》杂志社社长吕振亚认为，媒体在推动公益慈善领域发展方面也要承担起责任。“《中国慈善家》杂志是一个起点，通过不断创作优质内容，未来我们希望将其打造成公益慈善领域内具有媒体属性的专业服务平台，同时，我们传统媒体也要学习互联网新媒体的形式，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中立于不败之地，真正为公益行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万小军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