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很多时候这个名字会勾勒出一个离我们遥远的、宏大而模糊的形象：曾经连续13年登上富豪榜榜首的全球首富，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排名第6的富豪；身家1040亿美元的企业家，世界上最成功的计算机公司之一——微软的创始人；全球最知名、最有行动力的慈善家……

　　那么多人仰望着他，以他为偶像，但也有不少人怀疑他、反对他。拨开眼前的一道道光环和迷雾，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预言家

　　近日，隔着屏幕，我们和远在重洋的盖茨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谈。出现在镜头里的盖茨，依然是大家熟悉的黑框眼镜、衬衫搭配针织衫的装束，而头发已经花白。大多时候他显得相当严肃，眉头紧锁。采访的第一个问题，是和那个著名的“预言”相关。

　　2015年4月，盖茨做了一次8分钟的TED演讲，题目是：“下一次大流行病？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他从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开始讲述。通过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努力，埃博拉被控制在了西非地区，虽然造成了一万多人的死亡，但好在没有扩散到更远的地区。“埃博拉不是通过空气传染的。等到你足够传染别人的时候，你大概已经病到卧床不起了。而且它没有传到城市区域——这纯粹是运气好。如果病毒散播到城市，死亡人数绝对不止于此。”盖茨说。

　　接下来，他描绘了一种可能性：在未来，会存在一种通过空气就能传播的病毒，可能在携带者还没有症状、甚至根本察觉不到的时候，它就能以很强的传染力在公共场所传染。这样一种病毒，或许将带走全世界超过3000万人的生命。

　　“我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太可能会爆发一场核战争。但是，暴发一场严重程度远超埃博拉的大规模疫情，可能性在50%以上。”盖茨说。

　　现实不幸被他言中。过去的三年里，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超过690万人，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000万人。

　　2015年的这条TED演讲视频播放量，也随着新冠的暴发而猛增。截至目前，浏览量已经超过4475万次，95%的点击出现在近三年里。

　　这些年来，盖茨孜孜不倦地发出各种灾难警告——在对大流行病的暴发提出预言般的警告以后，他接下来又在提醒全世界要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做好应对的准备。与此同时，他持续投入巨额财富和个人影响力，不遗余力地推进在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实现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比尔·盖茨1955年出生于美国西雅图，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律师，母亲则是第一洲际银行系统的董事。母亲玛丽·盖茨还是国际非营利组织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的董事会成员。这家机构以资助社区建设与创新为主要方向，曾经一度是美国人捐款最多的组织。

　　13岁，盖茨进入当地的一所私立初中，湖滨学校。初二时，他在学校的计算机上成功用BASIC语言编写了人生中第一个程序。他和好友肯特·埃文斯，以及当时已经是高中生的保罗·艾伦、理查德·韦兰德组建了一个“湖滨程序员社团”，开始接编程单赚钱。

　　18岁，盖茨考入哈佛大学的法律专业——这应该与他父亲的影响有关。不过，入学之后，盖茨的大部分兴趣和时间还是花在了计算机上。实际上，在入学之前，盖茨就已经开始创业，承接了一份来自地区政府的合同。他们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系统，来自动抓取马路上交通计数器的数据，并通过电脑为市政部门生成数据分析报告，以对路况进行管理和优化。

　　在哈佛上了两年学，盖茨选择了辍学，并与保罗·艾伦共同创办了微软。后来的故事则广为人知：微软先后推出了DOS系统和Windows系统，研发了Office和IE浏览器等电脑标配软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开发商。后来，微软的业务拓展到更多领域，包括游戏主机Xbox和电脑、平板等实体硬件的开发。

　　凭借微软，盖茨迅速跻身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青年时期的盖茨留着长头发，架着一副镜框有半张脸大的金丝眼镜，打着领带。虽然当时媒体喜欢给他贴一个“书呆子(nerd)”的标签，不过在复古审美回潮的今天，再看盖茨当时的造型，还颇有点嬉皮的潮流感。

　　微软成为了那个划时代的公司，盖茨也成为了跑在时代前面的那个人。

超人/凡人

　　2019年，美国Netflix公司出品了一部名为《深入比尔·盖茨的大脑(Inside Bill's Brain)》的 纪录片。的确，大家都想知道盖茨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可能有人只是纯粹的好奇；有人认为科技大佬的脑子里，显然会有下一个风口和发财的秘诀；有人则觉得他脑子里大概或者有决定人类和世界走向的某种想法。

　　2022年的圣诞节，比尔·盖茨收到的一份礼物，是Boxbollen公司的拳击球套装。这个红色小球，在美国已经成为超一线网红产品。售价20美元的套装里，除了球本体，还会附带一条黑色头带，戴上后可以连接拳击球App和投屏，记录自己的运动信息。玩法很简单，只要一直击打回弹的小球就可以。打中的次数会实时更新在App上，很适合朋友或家人聚在一起搞一场小比赛。

　　盖茨的小女儿菲比拍了一个7秒的TikTok视频，记录了父亲玩球的样子。盖茨在家里穿得舒适随意，两只手略显笨拙地出拳，去找弹回来的红色小球。

　　看起来，就是一位普通的、68岁老父亲的样子。评论区十分乐见他这种放松的、无修饰的日常状态，有人调侃他“打的不是球，而是空气”。

　　“很难想象比尔·盖茨就是个和你我没区别的普通人类，也会在放假的时候和家人一起过。”一位网友留言说。

　　虽然盖茨大方承认，他也会把自己的脑子比作一个CPU，不过家人所调侃、所拥抱的他的迟钝的一面，倒是提醒了大家：这个CPU脑子的拥有者，其实也是个凡人。

　　早年在微软的时候，盖茨的工作狂状态非常出名。他有一系列名言，包括“不相信假期”“不相信周末”。还有一些常被媒体提及的经典小故事，比如拥有超强记忆力的盖茨，对停车场的车牌号过目不忘。每天他只要看一遍停车场，就知道哪个员工没来上班。

　　关于盖茨的记忆力以及他的学习能力，还有一些别的证据。盖茨有一个不起眼的米色帆布包，他经常在里面装上新书，然后拎着它到各种场合去。出差的时候，他也会带着这些颇有重量的纸质书。每次度假，都会读完大概14本新书。

　　据湖滨学校校长伯尼·诺伊所说，盖茨读书的速度是每小时150页。“这真的是天赋。”他感叹。

　　“他很享受学习本身，我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人。想了解一个话题，他用的方法不是读一本关于它的书，而是读五本！”微软前市场总监迈克·斯雷德在纪录片中说，“大多数的书都很深奥，一般人读不懂。但是他阅读速度很快，理解能力也很好。最强的是，不管聊什么，他好像总是比对方懂得要多。真是难以想象！”

　　当时盖茨认同的工作模式，就是组一个聪明人的团队，并让大家疯狂投入工作。为了保持效率，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尖锐地批评同事。也因为他的固执和骄傲，他曾经和老朋友，也是他重要的合作伙伴——保罗·艾伦产生过分歧。

　　盖茨的这位学长蓄着大胡子，相比微软的技术员和管理者，看起来倒更像摇滚乐队的成员。艾伦是个非常享受生活的人，即使在重要的工作节点，他可能也会心血来潮地跑去音乐节嗨上几天。工作理念不同的两个人出现了很多争执，最终分道扬镳。后来艾伦曾经在自己的书中公开指责盖茨看不惯他、想把他逐出公司。

　　那个时候的盖茨不肯妥协。很长一段时间里，极致的效率和不间断的思考是他的人生信条，他无法接受脑子停下来不做思考。

　　几十年后，2023年5月13日，比尔·盖茨出现在北亚利桑那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给毕业生们作了一场演讲，谈到自己也曾有遗憾。他讲到几件事：一个决定并不能宣判你的一生；即使再聪明，也要保持学习，且多多向别人请教；相比于不停歇地工作，不如分个主次，做那些最关键的破局工作。

　　最后，比尔告诫毕业生们，不要忽视自己的伙伴和友谊。要学会适当地放松，也允许周围的人放松，这样才能和别人保持有弹性的良好关系，也让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空间和可能。

　　“以前我真的是一刻不停地工作。现在，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工作的方式也正常一些了。”采访时，比尔·盖茨与《中国慈善家》谈及这个话题。他用了“正常(normal)”这个词调侃自己，并笑了起来。

　　“过去几十年，我改变了很多。”他说。

修补世界

　　盖茨觉得，2015年的那次预言式的警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新冠显然是令人遗憾的悲剧。全球2000多万人死亡，它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需要未来很长时间才能填补上。另外，它也严重影响了(这一代儿童与青少年的)知识学习进程。医疗卫生系统，甚至还不能很好地完成像保障疫苗接种率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仍然还有不少欠缺的地方。”盖茨对《中国慈善家》说。

　　盖茨对于公共卫生和健康的关心，源自在报纸上读到的一篇文章。1997年1月，盖茨和梅琳达在《纽约时报》上读到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olas Kristof)写的一篇文章——《在第三世界国家，饮水依旧是致命的》。文中提到，每年有310万人死于腹泻，而且几乎都是儿童。

　　两人感到非常震惊。在他们的印象里，腹泻不过是日常不适，吃药便可以解决。他们吃惊地发现，即便是像补液(口服或注射水、生理盐水、葡萄糖)来对抗营养流失这样简单的治疗方法，仍有数百万儿童缺乏获取的渠道。

　　“这似乎是一个我们可以帮助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开始提供资助，以便更大规模地推广这种治疗方法，并率先支持研发预防腹泻的疫苗。”盖茨回忆。

　　他迅速行动起来，找到了有防控天花经验的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威廉·福格(William Foege)，对方给了他许多建议，盖茨从此入门全球健康和公共卫生领域。

　　他发现了这个世界存在的一些缺口，这些缺口是由不平等造成的。而他迫切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填补这些缺口。2000年，盖茨和梅琳达合并了三支家族基金会，创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慈善基金会，致力于解决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自此，慈善家成为比尔的一个重要的身份，甚至超越了企业家的名头。2008年7月，时任微软董事的比尔·盖茨辞去公司日常职务，决定将更多时间投入基金会的工作。

　　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创新投资，也自盖茨基金会创立时起，就成为了其工作的重点方向。不仅是腹泻，对于艾滋、疟疾、结核病、脊髓灰质炎、孕产妇死亡等健康威胁，基金会都开展了相应项目，希望能够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地区间的公卫与医疗水平差距。

　　这原本不是盖茨熟悉的领域 ，但他还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悬壶济世。曾任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的李一诺，在一次演讲中回忆了她与盖茨第一次见面的场景。2015年年初，还在麦肯锡工作的她接到盖茨基金会的邀请。

　　“对方问我，你有没有对基金会的工作感兴趣？我当时想也没想就说，不感兴趣。”

　　后来，基金会再度邀请她，去面见比尔·盖茨，她完全是“秉着猎奇和窥探首富的心理”，去了盖茨所在的西雅图。她最好奇的一点是：明明成功运营着收益巨大的微软，在计算机与互联网行业站上顶端，这样的盖茨为什么想做慈善？

　　盖茨回答说，自己曾经对世界的理解是：人人各司其职。自己是微软的CEO，那么自己就把公司做大，获得回报；卫生的问题有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粮食问题有世界粮农组织负责，各领域的保障工作始终有人去做。但后来，他突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在影响数亿人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巨大的真空。

　　对于一个把自己头脑视为“CPU”的人来说，恐怕最难忍受的便是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问题，也同样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没有人去把“方法”接入到“问题”的接口上。

　　6年后，新任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在与盖茨的会面中，也被他对解决问题的那种执着打动，而下定决心加入基金会。

　　“当时跟盖茨先生有超过一个小时的会谈。”郑志杰告诉《中国慈善家》，“他跟我谈了很多想法和理念。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全球性的问题，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郑志杰提到，涉及到人类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基金会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而盖茨基金会想做到的事情，是搭建起一个合作的框架和系统，“我们希望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共同来解决问题。”

　　盖茨的工具，是头脑、财富和影响力，它们成为这个系统的强大支撑。基金会联合了多个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疫苗产业链条上的企业与生产商、世界各地的学术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及基金会等，创立了公私合作模式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来为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疫苗推广提供支持，以应对乙肝、流感、黄热病等疾病。目前，Gavi已经帮助低收入国家的9.81亿多名儿童接种了疫苗。

　　盖茨笃信科学创新的力量。有时候，哪怕是看起来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难题，或许一个新工具或新方式的入场就能撬动根本性的变革。比如这位富豪发起了一场“厕所革命”，致力于在非洲实现厕所和马桶的革新——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在低收入国家，污水处理往往是个大问题。原因有可能不仅是没有钱负担大型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长期运转，而且当地经常断电，也会给污水处理造成很大麻烦。因为人们有时不爱使用难以清理的蹲式便位，会直接在野外如厕。粪便中的病原体直接污染水体，又缺乏处理、汇入饮用水系统，直接导致了传染病的肆虐。

　　盖茨基金会从2011年开始发起“厕所创新大挑战”，在十年里投入2亿美元，寻找能改造厕所且能以较低成本投入量产的创意方案。从有29个不同国家的队伍参赛的第一届厕所开发竞赛，到如今已有多个无下水道厕所的方案和突破技术，比如厕所可将收集到的粪便转化为热能或动能，反过来支持污水处理厂的用电。这个项目也推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出台无下水道系统的正式标准，并在非洲国家多地投入了新的厕所。

　　盖茨也意识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中国，在快速抗击和消灭各类传染病上的经验非常值得在第三世界推广。比如抗疟疾的经验——在中国，上世纪中叶有着每年3000万报告病例的疟疾，在2021年已被宣布完全消除。盖茨和团队判断，如果能把中国在各类场景中形成的具体经验在非洲国家应用，对于当地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来说，可能会显著加速当地公共卫生工作的进展。

　　2019年起，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与坦桑尼亚开展的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得以继续。基金会还支持搭建了“中非健康与发展合作101”平台，为中非健康与发展领域的工作者和传播方提供信息和交流机会。

　　这就是盖茨所要搭建的、连接各个相关方的、旨在解决全球发展难题的系统。

保持谦卑

　　在Netflix的纪录片里，盖茨的两位姐姐——克里斯蒂安和里比回忆了他小时候的故事。当时的盖茨相比出门，总是更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他小时候有点古怪。他的朋友也有点古怪，有点书呆子气质。”里比·盖茨说，“他很喜欢把房间锁起来，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当时他的房间就是一团糟，到处都是摊着的书。

　　“他不会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不同，因为他和普通的孩子不怎么交流，他太内向了。”克里斯蒂安说，“他喜欢在房间里咬铅笔、思考。为了让他去做些事情，我妈妈费了很大力气。”

　　在当地颇有名望、经常参与社交与社区慈善活动的母亲玛丽，希望他一定要走出房间，锻炼社交。而小盖茨并不乐意接受家人的这些要求。他一度与母亲有过许多矛盾，甚至会一连几天不讲话。

　　“我当时让妈妈很伤脑筋，”盖茨回忆说，“我没有按照她的想法去做。”为此，一家人跑去找心理医生进行家庭咨询干预。但那次谈话里，盖茨发现“是自己看问题的角度错了”。相比于用反叛给家人带来痛苦，他决定做一定程度的顺从，来回应母亲的关心。

　　很难想象当初那个自闭、有些无趣的男生，后来成长为奔走在各种场合、为搭建合作而游说的人。或许是由于母亲的坚持，盖茨在很早就发现了交流、斡旋与妥协的功用。

　　虽然出身自科学与技术领域，但盖茨多年来深切关注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并积极推动解决不平等现象背后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问题，在这些方面，比尔·盖茨似乎在做着政治家该做的事。既然对这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如此关注，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竞选美国总统？

　　2022年初，盖茨写了一本书，名为《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How to Prevent the Next Pandemic)。书中他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确实从来没有当选过任何公共职位，并且不打算谋求这样的职位。我也认同，当富人拥有超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时，对社会不利。但盖茨基金会并没有暗中使用其资源或影响力。我们公开资助的项目和结果，失败和成功的项目均是如此。”

　　“批评者也是正确的，盖茨基金会已成为一些主要由政府负责的大型倡议和机构的重要资助者，例如抗击脊髓灰质炎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领域有很大的需求，政府又没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支持……如果未来几年盖茨基金会的资金在全球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他如此写道。

　　2021年，比尔的世界里发生了一次巨变。当年8月，他与共度27年人生的梅琳达宣布离婚。多年以来，他们给外界的印象是志同道合的一对，无论是家庭还是慈善事业都已经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分手不免让人感到一些意外和感伤。

　　曾经在很多报道中，人们惯于把梅琳达的“女性”或“妻子”角色，仅仅看作对盖茨情感和人文视角的补充。但实际上，梅琳达是非常有能力的职场人——毕业于杜克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她，22岁就在微软担任了管理职位。从经营家庭到共同开设基金会，二人的关系更像是默契且互相欣赏的合作伙伴。

　　“婚姻实在是个太过于复杂的事情，没办法深究其中。”他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孩子离开家之后，父母的婚姻总会经历一些改变的阶段。很不幸，我经历的那个改变是‘离婚’。”

　　尽管不愿过多袒露隐私，但这对夫妇还是回应了外界的关切，在公共事务上给出了迅速且明确的交待——两人表示，将继续共同推进基金会的工作。

　　也在这个变化来临的时刻，盖茨基金会选择扩大理事会，在2022年新吸纳来自科技、金融领域的六人担任基金会理事，希望通过引入独立而多元的视角，加强基金会的有效治理。

　　不再强调个人主义，而是倚重团队的力量，这是盖茨历经岁月涤荡之后得出的“人间清醒”。“我的确有一些自己擅长的领域。我有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像数学、科学类的难题，我还挺会解题的。但还有很多领域，是我并不擅长的。因此，我必须有意识地搭建团队，广纳各领域的人才。”盖茨告诉《中国慈善家》，“早年在微软的时期，我们就聘请了很多杰出的人才。而现在在基金会，我们甚至拥有了具备更多元背景和专长的团队，来做一些尝试，来达成我们的愿景。我也必须得谦虚一些，得意识到我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哪些才是我所擅长的部分，而哪些不是。”

紧迫感

　　在2022年《福布斯》的一场富豪慈善峰会上，盖茨谈到他的目标是在25年后关闭基金会。而这25年的目标，就是“通过降低发病率甚至根除病例，来终结包括传染病在内的、所有使世界变得不平等的疾病”，而非寻求盖茨基金会的永久续存。

　　25年就要把基金会关了？当媒体在解读这次讲话的时候，都纷纷把焦点集中在盖茨的这句话上面。对此，盖茨对《中国慈善家》回应说，根据基金会管理文件的规定：基金会的资产将在梅琳达、沃伦·巴菲特和他本人去世后的 20 年内使用完毕。“梅琳达和我认为，正确的方式是将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放在 21 世纪，并在应对当前的挑战上发挥我们所能发挥的最积极影响。”

　　无论如何，盖茨的这番话透露出他对成果的渴望，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紧迫感和焦虑感。

　　脊髓灰质炎项目也许是让盖茨陷入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种病毒传染病，多发于婴幼儿，俗称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对人体脊髓灰质和白质的破坏，使感染者出现发热、上呼吸道症状和肢体疼痛，严重者可能因其肢体麻痹甚至终生残疾。在1988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正式启动。2000年，盖茨基金会成立后，也迅速加入并成为了GPEI的主要资助方，迄今已向GPEI捐赠近50亿美元。一方面，基金会协助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购买疫苗并建立交付和接种系统；另一方面，基金会也帮助包括中国国药集团在内的脊灰疫苗取得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并进入联合国的长期采购订单，尽可能地让更多疫苗资源抵达有需要的地区。

　　目前，全球脊灰病例已减少了99.9%以上。但疫苗推广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困难，包括受助国复杂的政治形势、战争，以及当地的反疫苗势力对于公卫工作者的干扰等。2020年，非洲全境获得了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消除认证，但世界上仍有两个国家存在野生脊灰病毒：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部分地区形势复杂，今年已报告了三起病例。

　　简而言之，投入如此巨大的一个项目，在“最后一公里”之处走得异常艰辛。

　　“很多事情并不是以理想的状态在发展，有时会受限于现实中的各种挑战”，郑志杰告诉《中国慈善家》，“资金固然至关重要，但并非全部。很多挑战还需要我们实现跨国、跨部门、跨行业的联手，开展有效的全球合作。”

　　盖茨也向《中国慈善家》谈到了这个话题：“根除脊髓灰质炎，是我们希望在十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常常扪心自问：我们能否成功？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手中的资源，就能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如果选择了根除脊髓灰质炎这样的目标却无法实现，那就意味着资源配置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我必须自我反省：这些决定是否正确？是否考虑了所有不同的观点？我是否对一些做法过于固执己见？”

　　在公共卫生方面，盖茨在《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中对于世界应对本次新冠疫情的表现做了反思。他提出，在新冠暴发后的短时间内各国没能搭建一个符合公共卫生防疫要求的网络，也没有一个能让大多数人快捷有效地找到基本的防疫信息的渠道。全球各自为战、疾控中心缺乏经验的同时，也没有合理利用互联网科技公司等力量。在书的后八章，盖茨从组建全球防控团队、提升公众意识、疫情发现机制、治疗方法和疫苗研发等方面详述了他认为应该搭建的流行病应对系统。

　　“我对新冠疫情的主要看法和我在2015年的演讲基本一致。当时我预测可能会发生疾病大流行，而我们亟需做的就是提早投入、做好准备，以便能够迅速应对。”他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经验教训，比如：我们应该开发更好的诊断方法、更好的药物和更好的疫苗，并且要具备大规模生产这些工具的能力，以备不时之需。现在正是关键时期，我们仍然对疫情记忆犹新，应该借机展开全球讨论，加强创新与合作，因为下一场大流行的死亡率有可能会远高于新冠。即使疫情不会频繁发生，但我们必须确保有充足的资源和演练，做到未雨绸缪。”

　　2022年7月13日，盖茨基金会宣布，计划至2026年将年度支出提高到每年90亿美元，数额较新冠疫情前提升50%。当月，盖茨向基金会又捐赠了200亿美元。

　　这也使得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对基金会的总捐赠在2022年底超过了590亿美元。

　　盖茨总感觉时间很紧迫。每天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满，时间必须精确到分钟。在接受《中国慈善家》的采访时，他的团队事先一直强调采访者把握好采访时间，“到点就得立刻喊停”。不光是因为盖茨本人特别守时，也因为他的日程要求他每分每秒都能够按计划来进行。但采访还是超时了5分钟，计划没赶上变化。

　　也许，盖茨每一天都在和时间作战。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是他马不停蹄的内驱力。他誓言要在基金会三位出资人(沃伦·巴菲特、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和他自己)身后20年内把财散尽，全用在应对人类发展难题的慈善事业上，他要在21世纪、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社会价值发挥到最大。

　　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比尔·盖茨，他的梦想能够实现多少，答案要交给时间。

　　作者：龚怡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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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