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善财保家之策，为何不能阻挡家族衰败？

慈善家

中国慈善家 · 2022-10-19

盛宣怀

　　在中国近代史上，晚清首富、红顶商人盛宣怀是颇具话题性的历史人物。

　　一方面，他在洋务运动中广办实业，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先驱之一。盛宣怀创办的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成为近代中国工业进程中的骨干企业，甚至延续至今。

　　另一方面，“洋务与赈务并重”是盛宣怀四十余年政商生涯的重要特征。他在组织疏浚山东小清河过程中创造的“以工代赈”方法，成为此后数十年广泛应用的救灾手段；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主导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不为众人熟知的是，盛宣怀也是我国家族善财传承的先锋实践者。盛宣怀临终留下遗嘱，对其庞大的家族财富作了明确安排，希望通过“自利+利他”的善财传承架构实现“保家之策”。盛家用其一半家产设立的愚斋义庄，应该是我国历史上首个具备现代慈善特征的复合目的家族信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盛宣怀精心构思、投入巨资建立的愚斋义庄，仅仅持续了15年即告解散。而且，他最看重的儿子盛恩颐，最终在贫困交加中病逝于盛家祖业留园的门房，死前但求一碗红烧肉而不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什么富可敌国的家族财富不过百年就灰飞烟灭？为什么融合慈善和传家目的先进“保家之策”不能阻挡家族的迅速衰败？本文聚焦百年前中国首富、商业巨子盛宣怀的家族善财传承案例，期待给今天的超高净值家庭传承安排提供重要启示。

　　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盛宣怀故居内的盛宣怀坐像。图/傅昌波

洋务与赈务并举，

积累巨额财富

　　1844年，盛宣怀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其父亲盛康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名臣交情甚笃。盛宣怀追随李鸿章后，在“经世致用”文化熏染下，逐渐展示出其过人的政务和商务才能。

　　1871年直隶地区遭遇严重水灾。直隶总督李鸿章无奈之下，建议清廷以获取功名为激励，大力推广民间捐赠。这让当时晋升通道受阻[1] 的盛宣怀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先是深入江浙地区，带头劝捐数万件棉衣，然后经办劝捐三万石粮食的任务，并大获其功。1872年，盛宣怀因在赈灾活动中的优异表现，被赏加“花翎二品顶戴”，得以走上政治舞台，后获得参与筹建轮船招商局的机会。

　　可见，赈务能力是盛宣怀角逐政坛的发力点，是他的“官场人设”与“核心竞争力”。在长期赈灾活动中，盛宣怀与朝廷地方的巨擘、江浙地区的绅商、文教界人士形成了密切的社会关系，促进了各方在洋务运动中的广泛合作。

　　在仍在建设中的江苏常州盛宣怀故居，有一个触屏式的“盛宣怀朋友圈”展示。从中可以看到，在盛宣怀的政治生涯与商业进程中，与之保持持续互动关系的重要人群，就包括光绪，及载泽、李鸿章、张之洞等清朝高官，张骞、郑观应等新兴商人，以及袁世凯、孙中山、蔡元培等政治精英。这个以慈善和洋务为纽带、交错形成的“小圈子”，是影响中国近代进程的重要力量。

　　盛宣怀“朋友圈”示意图。图/傅昌波

　　“商业与慈善促进，创富与慈善为伴”是盛宣怀事业发展中的鲜明特征。在此过程中，这位“领导晚清中国工业化并发挥显著作用的第一个工业家”[2] 创设电报、织布、缫丝、采矿、轮船、铁厂、铁路等公司，纵贯实业、交通与金融，利用“官督商办”垄断地位，打造了庞大的家族财富帝国。

　　根据“盛档”[3] 统计资料，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受托成立的财产清理处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清点出其家族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如企业股票)等折合白银约1296万两。这笔数额庞大的遗产相当于：(1)当时中国海关总收入1/5。根据《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作为晚清最重要收入来源的海关，在1916年总收入 (连船钞在内) 为6467.4万两白银；(2)按当时银本位下1英镑=5美元=6.2两白银的汇率，相当于同期的1045万美元；(3)即使享受“一战”红利的美国，当时也仅有约2.1万名百万富翁；以1917年美国花费2500万美元从丹麦购得维京群岛来看，盛宣怀家族可称得上“富可敌国”。

　　可以确认的是，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红顶商人盛宣怀成为名副其实的晚清首富，其家族也成为民国初期无可争议的“上海第一大家族”[4] 。

　　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的盛家“老公馆”。

近代慈善事业先驱，

功不可没

　　在中国近代慈善发展史上，盛宣怀在理论、实务方面贡献颇多。

　　1919年(即盛宣怀去世三年后)，其子盛恩颐组织编撰了记叙盛宣怀生平事迹、表述身后评价的《盛宣怀行述》。在这篇“盖棺定论”式的纪念长文里，盛宣怀的慈善活动被提到了与兴办实业同等的高度，成为盛宣怀“事功”的主要内容：“府君早岁服官，尽瘁国事……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赈灾一事。” [5]

　　这一表述或有夸大，但总体能得到历史资料的佐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图书馆对馆藏的盛宣怀档案进行了清查整理。在2015年出版的100册《盛宣怀档案选编》中，慈善活动类资料达到了惊人的36册，说明慈善、赈务等活动在盛宣怀事务中的比例，可能仅次于政务和洋务。

　　盛宣怀的慈善事业成就中，有几个浓墨重彩的地方。

　　首先，重视实业的盛宣怀强调“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理念，认为部分新办洋务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因而他在交通、矿山等基础设施相关产业，也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有巨额的投入。据统计，盛宣怀先后主办、参办、资助20多所教育机构，其中包括著名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

　　其次，盛宣怀以身作则，在赈灾活动中表现突出。例如在1871年赈济直隶水灾中，盛宣怀曾三次得到朝廷嘉奖，其中包括举家之力捐助棉衣2万件，按照“每件银1两”的标准，价值约2万两白银之巨。在此后的甲午赈务、两湖赈灾、庚子催款、民国初立等历史事件中，盛家均表现积极，得到各界褒扬。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盛宣怀铜像。

　　再次，盛宣怀注重赈灾慈善中的制度创新。例如在担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期间，他开展过几项水患治理的慈善项目，尤其是在疏浚小清河工程期间，为了解决经费不足、提升民众参与积极性，他创造性地采取了“以工代赈”的策略，让受灾灾民参加治河工程，给予工钱，起到了救济灾民与兴修水利的综合效应，该策略成为之后数十年间赈灾的“标配”。

　　最后，盛宣怀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重要开创者。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在成立仅一周后，该会通过了经盛宣怀核定的筹款办法八条，并获得清政府外务部、商务部的支持。同年7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发布，盛宣怀是三位起草人之一。当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退出历史舞台、创建独立的红十字会时，清廷于1910年2月27日发布任命，“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从国家层面给予中国红十字会以支持[6] 。盛宣怀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为红十字会的早期规范运作作出了卓著贡献。

保家之策：

设立愚斋义庄

　　根据《盛宣怀行述》及《龙溪盛氏宗谱》，盛宣怀祖上在明朝末年由金陵迁往江苏常州，扎根于武进县龙溪河畔。盛氏是官宦世家，盛宣怀的祖父盛隆是清朝举人，父亲盛康是进士。受范仲淹创立义庄、范氏一脉“百年不辍、薪火相传”的传奇故事所吸引，盛隆、盛康等有曾严肃探讨设立义庄的重大事项：“昔范文正公置义田千亩，以养济群族，七百年来族中至今赖之。予有志久矣……假我数年，我与汝等共筹之，吾愿足矣[7] 。”

　　事实上，在盛宣怀设立复合目的家族信托之前，其父盛康在1867年创立了“拙园义庄”。这一宗族慈善事业依赖大量不动产[8] 的持续收益，外聘专人负责打理(“概用外姓，以避嫌疑”)，目的是“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

　　盛宣怀功成名就后，对家族传承的制度性安排始终是他重点考虑的事项。从他1916年的临终遗言“我之遗嘱早经办好，但未完全”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巨大家族财富的传承早就有初步的安排，但临终前有了新的构思。

　　盛宣怀与庄夫人和众人合影(1908年摄于日本)。

　　1911年，因盛宣怀建议将地方铁路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随后，盛宣怀被当局宣布“当场革职，永不再用”，不得已避往日本。旅日期间，盛宣怀对三井家族“不分家产已历数百年……家有议会，会有宪法，子孙继承弗替”的传承制度非常钦佩[9] 。

　　结合“亦官亦商”的人生经历，盛宣怀认为，中国传统的“死后分家”制度固然争议较少，但容易耗散家族的整体影响力，不利于大家族的基业长青和永续传承。因此，盛宣怀希望结合中国家族传承惯例与日本“不分家”传承制度的优点，走出一条家族善财传承之路。

　　1916年4月26日，盛宣怀临终前作出安排，全部家产一半遵照传统惯例分家，一半用于建立兼顾利他和自利的复合目的家族信托：“将来家产应有进项，作十份开拆，以五份留作善举，五份分给五房。”

　　根据他的遗嘱，盛宣怀近1300万两白银的遗产进行三重分配：

　　① 先行拨付部分财产，用于安置两位遗孀(继室庄德华70万两，妾侍萧氏30万两)，安排女性后辈嫁妆(女儿嫁妆6万两，孙子3万两)。

　　② 剩余1160万两遗产对半分为两部分：分析股与保存股。其中，分析股是留给五房均分的遗产，保存股用于设立综合目的的家族信托。

　　③ 价值580万两的保存股，又被均分为10股。其中四股为“善举准备金”(即真正用于义抚饥馑、水灾、旱荒、疫疠、地震及天灾等慈善活动的本金)，四股为“本支准备金”(用于祭祀、宗祠建设、购置义田等盛氏宗族活动)，另外两股为“公共开支准备金”(用于基金日常运营费用，如董事会经办费用)。

　　图片来自郑宏泰、高皓《盛宣怀家族义庄》一文。

　　从盛宣怀遗嘱的整体结构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兼顾家庭利益与社会公益的家族善财传承安排，如果得到完整的实施，应该能够实现“保家之策”。

　　单独从社会公益角度看“保存股”的运用，这个名为“愚斋义庄”的家族信托，已经突破传统宗族慈善的局限，兼具家族信托、家族慈善信托双重功能。

违背遗愿，

善财传承计划落空

　　从历史资料看，盛宣怀对愚斋义庄的安排，也汲取了欧美家族慈善的经验。例如他指定执行监督人李经方(李鸿章的长子)会同盛氏五房及亲族会议商议，成立愚斋义庄董事会，订立章程。章程规定董事会遵循“动息不动本”原则，即只准动用生利，用于组织的日常运行，不得变卖义庄财产。

　　在去世前，盛宣怀委托顾润章、盛玉麐等亲信下属担任至善堂(愚斋义庄的前身)执行办事。在按其遗愿建立的“议会”中，董事人选的来源、人数、任期都有具体规定，竭力避免“家族一言堂”。

　　这样的制度安排，已经具备现代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的基本特征。因此，愚斋义庄可以说是我国家族善财传承的首创案例。

　　遗憾的是，愚斋义庄设立仅15年便告解散：先是其子孙在1927年底瓜分了复合目的家族信托的六成非慈善用途资产，由此触发了连番的内外争夺；1931年，愚斋义庄董事会在《申报》《新报》等重要报纸刊登通告，正式宣告解散义庄。

　　分析我国首个家族善财传承计划未能实现初衷、难以保障家族基业长青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慈善资产界定不够清晰。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源的稀缺性必然伴随着配置过程中的冲突，只有在既定的规则之下，当事人才有意愿、有能力参与资源分配的竞争。这意味着，产权是约束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则。

　　作为晚清著名实业家与政治精英，盛宣怀的眼光无疑是深远的，但他吸取日本、欧美传承范例，建立起规模宏大、规则完善的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却不及其父盛康建立的宗族慈善“拙园义庄”[10] ，这与两者的产权性质界定有关。

　　盛康建立“拙园义庄”时，曾寻求故交曾国藩的支持。同治皇帝对此表示嘉许，并要求拙园义庄将田号明细、庄规条例等“送礼部查核”。

　　盛康争取公权力的认同与保护，显然是为了在政治上寻求庇护。但不容忽视的是，最高统治者的背书让拙园义庄脱离了“家族财产”的范畴，成为一项公认的“公共慈善资产”，从而明确了“脱私就公、产权明晰”的产权性质。盛氏后人即使想打拙园义庄的主意，也缺乏法理依据。

　　相反，1920年创办的愚斋义庄，虽然完全按照盛宣怀的遗嘱执行，但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缺乏相应的法律土壤，在产权方面存在巨大的“模糊边界”。当时的北洋政府及稍后的国民政府仅出台了《捐资举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机关规则》等具体条例，对慈善财产界定不明晰，对慈善组织的独立性缺乏清晰认识。因此，当愚斋义庄出现内部离心离德时，运营者难以寻求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

　　第二，公私混同致监察人难以履责。这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另一个恶果。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李鸿章长子、曾出任清朝驻外大臣的李经方担任愚斋义庄的监督人，在社会名声上“镇得住场子”，且李经方本人多年来负责李鸿章家族的田产事宜，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这一安排不可谓不高明。

　　但由于愚斋义庄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尤其是名称仅以“义庄”描述，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盛宣怀家产的一部分，相关矛盾纯属家族内部的遗产纠纷。正因为如此，包括李经方在内的参与者并非法定的义庄利益独立监护人，而只是受盛宣怀委托、担任兼职的“德望长者”，因此，他们没有法定的理由去保持愚斋义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与图谋瓜分义庄资产的盛家后裔、相关机构正面抗衡。正如爱惜羽毛的李经方在事后表示：(当时的)司法、民众都认为，愚斋义庄的前程是盛氏家事。既是家事，外人如何过多干涉？

　　这一“时代误解”直接导致盛宣怀的遗愿遭遇现实挑战时，真正有能力维护秩序之人有心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善财传承载体被拆散。

　　第三，女主人智慧与见识不足。盛宣怀去世后，遗孀庄德华执掌家政。但她思想因循守旧，难以理解盛宣怀的先进理念与政治智慧。例如，按照盛宣怀的遗言，在清帝退位、民国已立、群雄争锋的改朝换代时刻，其葬礼只能“僧衣薄殓”，并要求将“家中所有钱财，交由专门机构打理”。但庄夫人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认为盛宣怀一生致力于朝廷基业，即便清廷已经覆灭，盛仍然应当尽享哀荣。为此，盛家从北京请来了给慈禧太后办丧事的仪仗，在上海南京路上举行了规格超越“国葬”的超级豪华丧仪。

　　这场风光无两的世纪葬礼，固然足以宣示家族存在感，但却把失却权力庇护的盛家置于风口浪尖处，加速了各方觊觎盛家财富的进程。从这个角度看，庄夫人未能体悟“藏拙”与“中庸”的深意，加剧了家族善财传承的潜在风险。

　　1917年11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盛宣怀葬礼场景。

　　此外，庄夫人难以维系家族秩序，无法遏制来自家族内部的离心趋势。例如愚斋义庄建立后，庄夫人逐渐掌握了义庄董事会，也获得了实际经营的主要决策权。但在后辈(尤其是亲生儿子盛恩颐)的反复游说下，庄夫人未能坚守愚斋义庄设立的初衷(以家族力量抱团整体发展，而不是分开单干)，这让各房子孙开始图谋解散义庄，分钱到房。

　　第四，公权机构参与合谋分肥。庄夫人去世前后，正值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交替、各政治派系利益纷争的特殊时期。盛家子女违背祖训、瓜分愚斋义庄之举，引来了江苏省政府的介入调查，但该调查的意图竟然是，通过支持盛宣怀家族“自行支配愚斋义庄财产”，得以分享义庄的部分财物。而之后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也不甘落后，通过强行推销国库券、国债的方式，参与了这场针对愚斋义庄的分肥大戏。最终，在 193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解散愚斋义庄后，本应用于慈善事业的230万两巨款由中央政府查收，用作“解剿匪经费”。

　　穿越时间的长河，无论多大的家族财富，都可能面临水毁、火灾、战乱及官府征收等不可抗力的考验。民国初期我国政治秩序剧烈变动，社会秩序与法律保护极其脆弱，这也是愚斋义庄未能成为百年老店的重要原因。

对新时代家族善财传承的启示

　　如果说，社会、政治、法律等制度缺失，是造成盛宣怀雄心勃勃的善财传承计划无奈落幕的客观原因，那么，思索“个人可控”的因素，对于今天的高净值人士更有启示意义。

　　首先，及早妥善的善财传承安排，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增强纠错能力。从盛宣怀游历日本萌发善财传承计划的想法到其去世，时间只有5年，很多想法可能来不及充分论证。例如愚斋义庄章程中，就存在着一个暗藏隐患的条款，“超过董事会半数成员同意，即可更改本规章及条文”。这个看似为了避免义庄落入外人之手的规定，却给后人从内部破坏永续经营原则提供了方便，也为日后盛家决裂、内外合谋瓜分义庄资产埋下了隐患。

　　我们无从知晓愚斋义庄制定该章程的经过，但很显然，如果创富者盛宣怀能够参与章程的决策讨论，通过其与律师楼、信托监督人的交流，为实现永续运营的目的，该条款应该能够设计得更加完善。

　　从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看，当事人尚在春秋鼎盛之际，具有更充沛的体力、精力构建实务框架，也有更强大的执行力与影响力推动项目实施后的容错纠错。而在其走向人生终章之际，不但本身决策能力下降，对传承的实际掌控力也日渐衰弱。因此，家族善财传承计划的建立，最好是创富者在“当打之年”早作安排，避免在弥留之际匆忙托付，甚至因突然离世痛失妥善安顿家族传承的机会。

　　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找到无数事例。比如，台湾富豪王永庆突然去世，留下“超高遗产税”(家族需缴纳的遗产税总额达到300亿新台币，是台湾其他富豪30年实际缴纳的遗产税之和)、“海外资产无法拿回”(例如存在瑞士银行的400亿元新台币无法取出)等系列的后遗症。而香港特区的李嘉诚早在2012年就启动了家族善财传承计划，两个儿子依据不同的禀赋作了不同的传承安排，同时用李嘉诚基金会作为家族善财传承的主要利他通道。

　　其次，家风建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在庄夫人去世之后，其子孙不再坚守原本的复合家族信托安排，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奢靡的生活让盛家子孙对社会财富缺乏起码的认知。

盛宣怀儿子盛恩颐。

　　被视为盛家接班人的四子盛恩颐，曾被送到英国伦敦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由于家教缺失、家风不正，盛恩颐最终沦为典型的败家子。例如盛恩颐先后迎娶了11房姨太太，并给她们都配备了别墅与汽车；在接管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一职后，盛恩颐“一边抽大烟，一边批文件”；在赌场里，盛恩颐甚至一夜之间输光名下100多套上海的洋房别墅。

　　任何人不会天生就是“败家子”。但是，在家族后人尚不能理解财富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时，就轻易地让其享有巨大财富的支配权，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式的。在盛宣怀的儿女们看来，家族与企业就好比是一口古井，自有财富汹涌而出。钱来得太容易，自然会失去对赚钱的敬畏感，养成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恶习。

　　龙溪盛氏家训有“禁止赌博”的条款，但显然未能约束盛恩颐。图/傅昌波

　　盛宣怀去世后，在朝代更替、群雄逐鹿的时代背景下，工商企业与不动产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不分家产，只动利不动本”的遗产处置原则，使得盛宣怀各房子女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无法满足其奢侈的日常支出；权责不清又激化了各房对共有遗产支配权的纠纷。这两股强大的离心力，最终使得家族后人无视遗嘱及章程约定，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将已归入“愚斋义庄”的信托基金由盛氏五房重新分掉，并引发了连续不断的家族官司。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看，带头私分愚斋义庄财产的盛恩颐，因不擅劳作、没有收入来源，最终在祖宅的门房凄然去世。盛宣怀善财传承计划落空的案例充分说明，家风家教才是家族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

　　盛宣怀留下的庞大家族遗产在数十年内烟消云散，反而是其兴办或资助的教育机构、慈善机构、公共图书馆等，在百余年后仍然在世间熠熠生辉。可以说，无论是盛宣怀，还是当代的先富人群，他们的财富积累不但包括个人的努力与智慧，也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支持、人力资本的奉献和自然资本的消耗。因此，安排家族传承必须考虑回报社会，这也是善财传承的要义所在。

　　在盛氏家族善财传承计划落空之际，在大洋彼岸，与它同期成立的家族慈善基金会却茁壮成长，活跃至今——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1910年成立)、卡耐基基金会(1911年成立)、福特基金会(1936年成立)。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例，从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算起，100多年来，其家族设立了70多个慈善机构，资助了包括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在内的众多著名慈善项目。其家族也已传承七代，共300多人，每年都会举行家族慈善聚会。家族慈善至今仍是这个庞大家族紧密团结的桥梁和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