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雨后的小巷，踩着湿漉漉的青石路面，在一片幽静的民居中，一座红砖灰瓦的西关大屋映入眼帘——趟拢门、满洲窗，是岭南韵味。

　　这里是广州市越秀区光塔街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为辖区内的残障人士提供日间托管、工疗训练、社区活动、康复训练、辅助性就业等各类服务，它还有个很“广州”的名字——老友记之家。

　　“我们希望来这里的残疾人朋友都能有到家的感觉。”光塔街诗书社工站主任谭洁婷是个热情的姑娘，嗓门大，语速快，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光塔街的在册残障人士将近2000人，社工们在日常帮扶救助时，发现他们更需要获得情绪疏导、心理健康服务、生活就业技能培训等，而彼时光塔街工疗站的规模和服务内容难以满足需求，必须对场地和服务进行升级改造。

　　此前，光塔社区打造的社区慈善品牌项目“圆梦光塔”，多是对一扇门、一间书房做家居微改造，工程量不大，资金也不多，发动社区商户和热心人士即可满足。而改造一个综合性的残障人士服务平台，涉及到空间的扩建、房屋的装修、功能的规划，这么大一个工程，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可想而知。

　　钱从哪儿来？

　　2019年4月，光塔街获得广州市慈善会首批社区慈善基金(简称“社区基金”)，将老友记之家作为基金资助的项目之一。2021年12月，老友记之家正式揭牌使用。改造后的场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设有各种多功能场室，圆梦光塔社区慈善基金合计资助约40余万元。

慈善资源的蓄水池

　　走进老友记之家，门厅左面的墙壁上刻满了捐赠者的姓名和捐款数额，少则1000元，多则数十万元，捐赠主体有民政的福彩金，也有企业、单位和个人。

　　实际上，成立社区基金只是第一步，社区事务千头万绪，不可能都找政府，因此，在广州市慈善会给予的3万元启动资金之外，如何能够募集更多的善款，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才是对社区基金真正的考验，也是其价值所在。

　　募款对于光塔街来说并不陌生，2018年初，光塔街道启动“圆梦光塔”项目，由社工和志愿者收集困难群体的需求，设计爱心项目。到五六月份时，再举办一场圆梦光塔推介会，由社区商会和爱心人士认领项目并一一落实。

　　项目的完成不光是钱的事，特别是圆梦书房，需要根据房型、面积和孩子的读写习惯，做个性化的改造，因此，受助的家庭由商会一对一链接，社工、居委会工作人员、捐赠方和装修人员一起上门，逐户落实。

　　第一期圆梦光塔项目顺利完成后，大家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项目更加持久？如何让辖区内的爱心可以更好地汇聚在一起？如何调动更多的慈善资源，到更大的平台去募捐？然而，彼时还缺乏一个更好的平台和载体。

　　2018年12月，广州市慈善会出资成立广州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主要资助社区项目，孵化和培育社区基金(会)。圆梦光塔社区慈善基金成为第一批试点。

　　“民政是刚性和普惠性的，能保障最基本的生活，但对于困难群众的一些特殊需求，可以借助慈善的力量来补充，社区慈善其实就是政府和慈善之间的一个转接。”广州市慈善会副秘书长熊静茹向《中国慈善家》进一步解释，做社区慈善，首先必须解决钱的问题，而社区慈善基金就像一个蓄水池，帮助社区解决项目资金募集的合法性问题。否则，无论是社工站还是居委会，都没有资质去募捐，募回来的资金也无处安置。

　　在慈善氛围浓厚的番禺区，一直有商会乡贤回馈家乡的传统。据番禺区慈善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邓红兵介绍，过去，捐赠资金都是由村居委或社区居委会代收代支，捐赠来源和去向只是简单张榜公示，缺乏规范和监督。成立社区基金后，资金的执行权转交给社区基金管理委员会，流程也变得复杂，很多村居委和社区一开始难以接受，但后来他们发现，以基金的名义募捐更具有公信力，加上可以开具捐赠票据，更能获得企业的信任和支持。

　　之所以是设立基金而非基金会，主要是因为注册法人主体的基金会至少需要200万元，对于社区而言难度较大。而社区慈善基金属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该慈善组织同样可以为基金公开募款提供支持。例如广州市慈善会在办理好相关手续后，为有需要的每个社区基金生成一个募捐的二维码，社区定期转发至各类微信群募款。社区基金还可以以项目的形式，参与“99公益日”等活动，在互联网募捐平台上发动捐款。截至2022年末，圆梦光塔社区慈善基金捐款累计已达75万余元， 线上线下捐款人次达5000人次以上。

　　谭洁婷有了新的身份——圆梦光塔社区慈善基金秘书长，她回忆说，在基金成立之初，大家都对如何操作管理一只基金毫无经验，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作为指导单位，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目前基金主要设在我们社工站，基金的使用管理也相对独立。”谭洁婷告诉《中国慈善家》，按照流程，光塔街道成立了社区慈善基金管委会，由社工、街道、爱心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代表组成。基金每一笔款项拨付都要召开管委会的会议，对项目方案的预算进行审议，一些日常的沟通则在微信群进行。

　　每一次的会议纪要、慈善项目方案都要在公示栏公告，做到公开透明。广州市慈善会也会对项目的设置和预算进行审核，具体的监督则主要体现在每年基金使用情况的定期汇报和年度检查中。

　　这种“放养”是建立在明确的方向和规则之上。在社区基金设立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基金的用途，围绕社区的一些具体需求，由社区自行决定。

　　在重点聚焦主项目老友记之家的同时，圆梦光塔社区慈善基金也资助了关注困境学子的“学子梦”“圆梦书房”，关注困难群体居住环境的“易生活”“安全屋计划”等一系列针对社区的子项目，以项目化运作的方式，由社会组织机构派驻社工站的社工与居委会的社工共同组成小分队，对项目进行跟进和对接。

承上启下的社工站

　　社区慈善基金主要解决的是钱的问题，但真正要落实到一个个项目中，还需要发挥“人”的作用。“慈善＋社工＋志愿服务”成为广州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

　　“如果将社区作为平台，最核心的地方在哪里？目前主要在社工站。”广州市民政局慈善社工处处长丁锋介绍，社工站直接面向最基层的老百姓和特困人群，为他们提供上门服务和摸底。

　　早在2007年，广州市已开始推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模式，2018年6月22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要求原则上每个镇(街)应当设立1个社工站(家综)，按照每个社工站20个人，每人每年12万元的标准购买服务方式。截至目前，广州市共建立了176个社工站，覆盖全市176个街镇。

　　社工站的加入，成为在街道办事处的行政管理和社区居委会的社区治理之间，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社工的主业主要有三类，包括民生兜底的保障服务、社会治理的协同服务，以及推动公益慈善发展。”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段鹏飞向《中国慈善家》介绍。

　　民生兜底保障服务是社工站的重要职责，每个社区困境人群的社会保护和救助，特别是孤寡、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这“一老一小”的日常照料和关爱，都需要社工来协同完成。而涉及到低保人群的建档等，则需要由社工转给居委会和街道，通过行政力量介入。此外，自杀干预、心理危机干预、家暴干预等，虽然不是民生兜底项目，但涉及专业领域，社工也有义务介入，联动当地派出所和专业机构，对于儿童暴力和侵害，更是要形成报告制度。

　　至于困境群体基本保障之外的个性化需求，也需要社工去发现并解决，由此产生了微心愿、红棉守护行动等一系列由社工站参与执行的民生项目。尤其是红棉守护行动，通过线下的上门服务和线上的红棉守护热线，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广州市开通了236条红棉守护热线，在每个社工站都设有专线，按照要求，社工站每天要对社区内兜底的困难群众进行线上跟踪。不久前，天河区五山街北斗星社工服务站社工在线上跟踪一位独居老人时，发现数次电话都没人接听，工作人员不放心上门查看，发现老人在屋里摔倒了，已经在冰冷的地上趴了几个小时，于是赶紧报警并通知社区，合力打开防盗门救下老人。

　　像这样独居者突然发病时的应急救助，在疫情中时有发生。除此之外，疫情下居民出现就医用药、生活困难、心理求助等问题，也会拨打社区的红棉守护热线，或者通过总机转到所在社区。因此，社工站轮流值班，确保24小时在线。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广州市民就医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困境群体的就医用药问题，在上级部门指导下，各社工站每天拨打成百上千个电话询问，摸查社区内兜底人群的用药情况，名单汇总上报，由政府部门统筹解决。

　　政府部门通过购买服务，将社区内大量的民生和公共事务委托给专业社工，而社工则通过培育社区基金和社会组织，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工作，对社区服务进行延伸。

　　广州市社工协会做过统计，全市176个街镇社工站，去年培育的志愿者组织、互助组织和社区公益慈善组织大概有752个。通过对这些社会组织的培育，从而联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在相对固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兼职的志愿者，更能体现人人慈善的本质。以往，广州市的志愿者主要由大学生群体组成，但受疫情封控影响，很多大学生志愿者难以走出校门参与社会服务，培育社区志愿者就地服务成为这几年广州社工的重要服务内容。在疫情中，社区志愿者被大量动员起来，这得益于社工站平时的宣传、倡导、挖掘，并搭建志愿者服务平台，储备了大量志愿者资源。202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个社工站招募志愿者超过一千人。

　　目前，广州的社区志愿者以中老年群体和家姐(全职太太)群体居多。如何让更多年富力强，且具有专业技能的中青年加入社区志愿者行列，广州市社工协会和志愿者协会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发动组织的力量，号召广大党员，以及依托企业、单位的资源，培养专业的志愿者队伍。

　　“东升小蓝”就是东升实业集团发起组织的志愿者团队，由东升的员工及合作伙伴共同组成。东升实业慈善基金会除了聚焦乡村儿童的公益项目“童筑未来”，在日常的公益活动，更多的是联动社区和公益伙伴，通过策划形式多样、不同主题的公益活动，让公益帮扶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据东升慈善基金会负责人介绍，秉承“建企一地，造福一方”的理念，在企业所在地白云区、海珠区等，东升小蓝主动和当地社工对接，了解“一老一小”的具体需求，再通过微信群发布活动信息，志愿者们自发报名，开展不同主题的定向救助和节日慰问公益活动。疫情期间，企业发挥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支援防疫。除了基金会物质捐赠，同时还积极调动员工参与防疫服务。不论日常公益活动还是疫情中的社区核酸检测、拨打流调电话等，都有东升小蓝的身影。企业积极发动员工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员工以志愿方式参与公益活动，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慈善基金会，我们还在摸索和实践中，也要向其他标杆基金会学习，让公益的力量抵达需要的地方。”东升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王海榕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东升实业慈善基金会捐赠110万元，支援最基层的社工站，向在“疫”线日夜奋战的社工们致以关爱和慰问。

　　通过组织招募固然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但是从人人慈善的角度，如何在社区中发掘更多的个人加入到志愿者行列，是广州市社工协会和志愿者协会的目标和愿景。为此，广州市社工协会设计开展了一系列亲子公益活动，鼓励更多的家庭参与进来。一方面能从小培养孩子的志愿精神，更重要的是吸引家长的参与。这是一支年富力强，有专业、有资源、有能力的潜在志愿者群体，不但能壮大广州市的志愿者队伍，更能让志愿者在更多的专业场域发挥作用。

　　志愿者尽管不拿薪水，但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广州市通过搭建公益时间志愿服务平台，一方面对志愿服务时间进行登记管理，另一方面将社区需求做线上发布。据广州市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李伯平介绍，现在该平台注册的志愿者已有约28万人。为了解决兑换问题，广州市将公益时间志愿服务平台和社工站打通，兑换系统挂靠在社区的怡康中心，方便志愿者们以志愿时长换服务。

　　回归到社工站的主业，做好服务才是核心。不久前，一位华侨致电社工协会，称其在广州的母亲受到社工站某位社工的悉心照料，出于感激，希望能给这名社工捐款聊表谢意，段鹏飞建议他将这笔钱捐到社区基金。“从社工角度，做好服务，同样也是培养潜在的捐赠者。”

人人参与社区治理

　　2021年，番禺区市桥街道万丰社区在开展群众需求调查时，发现社区内缺乏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老人们往往就坐在门口石阶上发呆，孩子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非常不安全。

　　万丰社区是一个建于80年代的老旧社区，当年没有规划社区活动空间，如今要找一块闲置的空地并非易事。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努力，大家发现了一块被遗弃的工具房，由社区居委会牵头，打算将这个空间改造成一个小型的休闲娱乐区。

　　项目谁来执行？万丰社区党委与社工机构联合拟订了“家焕新 吸人心”万丰社区空置地块改造口袋公园的计划，番禺一家建筑公司承接了这一工程。而改造所需资金则通过社区基金向企业和个人定向募集，再加上腾讯公益在番禺的五社联动试点资金。前后历时9个月，花费数十万元，一个垃圾成堆的废旧工具房焕然一新，在平整过的土地上建起了篮球场和小凉亭，还有孩子们的游乐设施。

　　2021年12月3日，广州天河区黄村街道。康城社区义工队正在开展大型便民服务活动，以迎接12月5日的“国际志愿者日”。其中，多为老年志愿者。

　　现在，每天一早和下午放学时间，这个口袋公园就热闹起来，不少社区内的老人在凉亭里闲话家常，孩子们在这里玩耍，环境变好了，人们也有了活动的空间，小小的口袋公园解决了社区居民的大民生。

　　而在这个项目中，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企业和社区基金充分联动，相互配合，从发现痛点到解决问题，全部是依靠社区的力量完成的。在番禺，已经形成一套“群众点菜—社区协商—村(居)统筹—企业资助—社会组织实施—社会工作者指导—社会监督—居民参与和反馈”的多元参与、闭环管理治理模式，这也是五社联动机制发挥作用的体现。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

　　什么是社会慈善资源？具体到番禺的实践，就是社区企业和社区基金。番禺创新和拓展了社区企业的概念，不仅是在社区里的企业、商户、个体户，还包括居住在社区里的企业家，同时，将社区企业延伸到社区单位，发动社区里面的机关、事业单位、学校、部队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基金作为社区公益的平台和“活水”，成为慈善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之举，也是广州市五社联动模式的主要特色。在募集基金的过程中，让更多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有了捐赠的出口，而捐赠人的善意，又通过多元参与的管委会，变成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爱心项目，保障社区困境群体的生活品质和尊严，解决社区治理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根据《广州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报告(2022)》，截至2022年年底，广州市、区两级慈善会设立的“社区慈善基金”数量达到488个，筹集善款4834.51万元。

　　2023年1月11日，广州火车站，志愿者冒雨在广场上为旅客引导进站服务。

　　然而，要增强社区基金的活力，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首先是保持资金的可持续性，也就是筹款能力，这被纳入社工站的评估体系。番禺区目前设立了275只社区基金，自设立以来，共筹集3036.79万元，资助社区公益项目379个，支出1660.62万元，其中有两家社区基金筹款额超过百万元，居全区前列。但在番禺的社工站评估体系中，筹款数额并非唯一的评价指标，社区是否全面多元地去发动捐赠者，让人人参与才是社区基金的应有之义，也是慈善的真正价值。

　　“对于社区基金，广州市慈善会主要从筹款和执行两个环节去推动。”广州市慈善会筹募部部长卢志芳介绍，在筹款环节，鼓励通过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拉动社区居民的参与。比如让一些困难群众做手工作品，拿到社区拍卖会上拍卖，或者和学校联动等。“通过这些方式，在为基金筹款的过程中，让社区居民能够更多地参与社区的一些事务，关注社区里的一些特殊困难群体。”

　　而在项目的执行环节，更是重视推动居民的参与。去年广州市慈善会曾专门针对社区慈善基金做过培训，目的是引导居民去发现社区的一些问题，再通过管委会的集体决策，依托社区基金共同解决。

　　这就需要社工在扶危济困之外，更多地介入并参与社区公共问题。所谓的公共问题就是涉及到的问题不是一家一户，而是一群人或者一个小区关心的问题。大到针对突发的停水停电、应急防寒，所采取的各种灾害救援服务，小到社区宠物狗的喂养，公共环境卫生的整治等造成的邻里纠纷。据统计，去年广州市有413个社区公共问题是通过社工站介入以后解决的。“在社区服务上，社工跟志愿者不分家，很多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都可以联动志愿者。”段鹏飞说。

　　在番禺，志愿者的招募是在社会组织的培育过程中完成的，据番禺区社联会副秘书长陈凯莹介绍，区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作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专项资金，在居民组成的兴趣小组基础上，通过整合社区基金和城乡活动经费，设立微创投资金，以半年为期，吸引社区居民自发组团，发现社区内的痛点问题，并设计项目申报资金，以此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除了参与社会组织和志愿者，还可以通过群众动员体系来完成。一般来说，群众动员共有五个层级，从上至下分别是村居委主任、网格长、楼组长、户代表，以及全体居民。其中，前两个层级都是由政府部门选派，楼组长则是由本楼栋内热心居民担任，由他联系这栋楼每户的代表，建立微信群，参与社区事务。

　　在番禺区民政局副局长、慈善会常务副会长岑晓霞所住的小区，由于电动车充电桩通常在停车位上，和燃油车停放在一起，有居民提出存在安全隐患，便在小区群里提出来，引起大家的讨论，居民的意见被各楼组长和居委会收集之后，很快就得到解决。

　　“如果说五社联动是横向的资源联动，群众动员体系就是从上到下纵向的动员，让社区最基本的主体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岑晓霞说。

　　作者：贺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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