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恢复全社会正常生活是防疫的终极目标。

 

2022年4月26日，新加坡，新冠疫情期间，中央商务区的上班族。

 

文/于晓东

 

3月31日深夜，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陆地口岸聚集了一大批新马两国等待出入境的人们。4月1日零点刚过，口岸顺利开通，等待中的汽车和摩托车纷纷鸣笛，人群发出欢呼声。

 

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马陆路口岸首次对普通旅客免隔离免检测通关。在马来西亚一侧，一名两年来首次顺利回国的马来西亚人在通关后跪倒在地，亲吻大地，这个画面成为新加坡报纸的头版头条。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新马两国的陆路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跨国通关口岸，每天有30多万人出入境，这个口岸的开通，标志着新加坡乃至整个东盟地区开始逐渐走出疫情。

 

根据新加坡政府3月24日发布的政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式全面开放两国的陆地通道，双方居民只要接种疫苗，不需要任何隔离和检测就可以访问对方国家。同时，对于乘飞机抵达新加坡的旅客，只要接种了新加坡认可的疫苗，只需要有一次起飞之前两天内快速抗原检测，无需入境检测和隔离。

 

从3月底开始，新加坡逐步取消几乎所有的防疫措施，包括户外强制戴口罩，以及餐馆就餐和私人、商务、宗教聚会的人数限制，也不再要求居家办公，酒吧和夜场重新开放，大型公共设施重启。

 

4月26日，新加坡再次全面放松边境管控，取消已接种疫苗旅客起飞前的检测要求。对于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来说，除了室内戴口罩的要求，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在新加坡放松疫情管控措施之后，感染病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弹。在全面放松疫情控制措施的一个月后，每天感染病例大致稳定在2000-5000人的区间内波动（日均3471例），整个5月新冠死亡人数约有30人。到5月底，全国医疗体系中收治的需要吸氧的新冠重症患者和ICU病房病人分别为38人和11人。

 

据此判断，新加坡新冠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不再对社会构成全面挑战。新加坡由此成为从“清零”成功转向“共存”的国家。

 

有些人认为，作为富裕的岛屿城市国家，新加坡的经验太过特殊，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在最近的疫情发展中，很多之前采取“清零”政策的亚太国家都借鉴了新加坡的政策和经验，其中既有富裕的大陆型国家澳大利亚，也有岛屿型国家新西兰，还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马来西亚。笔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朋友经常戏言说，各国政府都在“摸着新加坡过河”。

 

2021年9月22日，新加坡，新冠疫情期间，街头一个印有提示市民保持距离标语的人形招牌。

 

 

并非一帆风顺的“共存”之路

 

新加坡开始提出“共存”政策，并不是在被认为致死率较低的奥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间，而是在一年前的2021年6月份。当时新加坡订购的疫苗陆续到货，疫苗接种工作有序推进，新加坡防疫最高机构——联合抗疫工作小组中的三名部长联合发表题为《与新冠共存，如常生活》的文章，宣布新加坡抗疫的终极目的是恢复疫情前的生活状态，并公布路线图，表示在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比例，比如80%的时候将进入“共存”阶段。

 

但是，当2021年8月新加坡的疫苗接种率接近80%的时候，德尔塔毒株开始在全世界蔓延。德尔塔毒株不仅传染性高、致死率也高，而且具有对疫苗的逃逸性。可以说，德尔塔毒株的出现打乱了新加坡的最初设想，迫使政府暂缓推进“共存”策略。随着疫情的发展，病例激增，逐渐超出了政府的密接追踪和病例隔离的资源水平，重症和死亡人数屡屡创出新高。2021年10月9日，总理李显龙发表讲话，正式表示新加坡将不再追求“清零”。

 

李显龙表示，在疫情初期民众对病毒完全没有抵抗力，新加坡的“清零”政策是正确的，挽救了大量生命，“清零”策略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特别是德尔塔毒株的出现，之前的“清零”策略不再是务实的选择。因为德尔塔毒株的高传染性使“清零”代价大幅提高，而且新冠病毒不再能通过“清零”策略加以根除，也就是说新加坡无法通过“清零”策略实现恢复全社会正常生活这一防疫终极目标。

 

“新加坡无法长期封锁，无限期封锁边境。封锁不会成功，而且代价很高。我们将无法恢复正常生活，无法社交，无法重开边境，无法重启经济。”李显龙说，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新冠不再是可怕的疾病”。他同时宣布，新加坡全面启动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并给每个家庭派发10个新冠快速检测盒。在随后的两个月，新加坡开始允许感染者居家隔离并逐渐形成常态，医院只收治重症和高龄老年人，轻症患者由社区诊所负责，进行居家治疗。

 

新加坡的“共存”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转型初期，很多感染者仍然对新冠病毒心怀恐惧，很多轻症患者纷纷奔赴医院急诊室，使得医疗系统压力巨大。按照法律规定，卫生部需要书面通知密接人员自我居家隔离七天，但很多密接人员直到被确定为密接的第四天后才收到卫生部的通知。在德尔塔毒株流行高峰期间，新加坡每日的病例超过5000例，全国ICU病房的使用率接近90%。

 

但总体上看，新加坡的“共存”政策经受住了德尔塔毒株的考验。尽管在转型期间政府收紧了餐馆就餐和家庭访问人数的限制并普遍实行居家办公，但是全国的学校和幼儿园保持开放、没有停学，医疗系统也没有崩溃，没有出现重症患者得不到救治、ICU病房告急的状况。

 

在2021年年底，传染率更高的奥密克戎毒株来袭，新加坡政府除了对南部非洲几个国家关闭边境、推迟中东和部分亚洲国家放松入境管控，并没有再次收紧政策，而是继续推进“共存”政策。

 

在2022年2月份奥密克戎毒株流行高峰期间，新加坡每日的确诊病例高达2万例，是德尔塔流行高峰的四倍左右。但是由于疫苗加强针的快速推进，加上奥密克戎毒株的毒性较低，疫情的重症患者和致死人数并没有大幅提高，而是在达到高峰之后逐渐回落。在这期间，新加坡政府稳步开放各项管控政策，直到3月24日正式宣布进入“共存”的新常态。

 

2022年5月24日，新加坡，儿童在公园玩耍。

 

以疫苗接种为核心的防疫策略

 

新加坡防疫措施的核心，一直都是通过疫苗高接种率达到群体免疫。新加坡是第一批订购美国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研发的mRNA疫苗的国家。截至2022年5月底，96%的新加坡居民完成了两针疫苗接种，76%的人口接受了加强针接种。目前，新加坡已经推出了针对老年人口的第二针加强针，并引进了美国制药公司诺瓦瓦克斯（Novavax)研发的蛋白重组疫苗，预计2022年年底到货。

 

为了提高重症比例最高的老年人疫苗接种率，新加坡采取了软硬结合的多种措施。在新加坡的疫苗接种点，老年人无须预约随时可以入场接种。针对一部分行动不方便以及怕感染而不愿意前往接种点接种的老年人，新加坡组织了志愿医疗团队提供上门接种服务。由于有大量老年人对基于mRNA技术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心存疑虑，新加坡在疫苗推进到一定程度时，批准了中国的科兴和国药两款灭活疫苗，而为了应对灭活疫苗相对较低的有效性，要求接种三针才算完全接种。

 

针对民众对于疫苗副作用的疑虑，新加坡政府推出了针对疫苗严重副作用、最高赔付额达22.5万新元的补偿基金。与此同时，新加坡规定只有完成疫苗接种的居民才能进入商城、餐馆和其他公共设施，并加强执法监督，引导居民尽快接种疫苗。

 

极高的疫苗接种率是新加坡能采取“共存”策略的基础。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数据，截至5月31日，新加坡感染新冠病毒的总人数达到130.3万人，达总人口的近1/4（23.7%），总死亡人数1389人，总体致死率为1.1‰。对不同阶段和毒株分析可见，在2021年11月1日之前，新加坡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为2‰，到了加强针也全面普及的5月，新冠病毒致死率已经下降到万分之三。

 

去年10月，新加坡卫生部专家曾估计“共存”策略可能会导致每年有2000人因为新冠死亡。而实际情况远好于预期——新加坡整个5月的新冠致死人数只有大约30人。如果这个趋势能延续下去，新加坡未来一年的新冠死亡人数大致控制在400人左右（2019年新加坡全年死于流感和肺炎的人数达到约4000人）。

 

2021年10月6日，新加坡，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人们在划定好的标记处入座。

 

平衡务实的防疫战术

 

除了极高的疫苗接种率，新加坡另一个成功经验是其防疫的总体策略和目标保持了务实和平衡的态度。像新冠这样的高传染性的疫情对社会的冲击是全方面的，防疫措施能防止包括医疗系统瘫痪和人民生命损失的直接损失，但同时也造成经济活动停滞、失业率上升、边境封锁、家庭不能团圆等等社会冲击，而极端的防疫措施还可能造成官民对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乃至法治坍塌，并对整个公众的社会认同和治理架构造成冲击。

 

在整个疫情期间，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疫情的发展不断在降低死亡人数、保持经济活力、保障公众的民生和情绪稳定几个目标之间游走，避免过分注重某个特别目标而忽视社会治理的其他方面。尽管新加坡政府也将自己的防疫政策称为“清零”策略，但在实际执行中，新加坡政府并不会牺牲其他的社会治理目标来追求绝对清零。

 

这个思路从新加坡防疫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Multi-Ministry Taskforce）的构成就能看出来。这个机构由内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部、贸易工业部、信息部、交通部、环境和水资源部以及社会和家庭发展部等多个部长级官员组成，由副总理和卫生部长担任联合主席，从组织安排上保证了新加坡防疫政策是多维度的，而不是从公共卫生的单一角度出发。

 

即使在2020年期间采取了最严格的防疫措施，也就是执行“熔断机制”的封城期间，新加坡政府也为民众留出了“解压阀”，允许民众因锻炼身体或者购买生活必需品外出，但只限一个人单独外出。在执法方面，新加坡没有采取对出行群众出行查验的前置方式，而是采取了后置执法，也就是对违法者进行罚款或者起诉。这避免政府和民众之间产生尖锐冲突，并为后续的防疫政策转变留下操作空间。

 

在疫情控制方面，新加坡政府基本不用等新冠病例降到零就会部分开放经济，放松相应边境管制，在疫情反弹时又会再次收紧防疫政策，被很多人戏称为“仰卧起坐”。

 

这种平衡的策略，是基于新加坡作为开放的国际金融和交通枢纽无法和世界完全割断联系的做出的判断。基于这个前提，“清零”政策只是一种临时的手段，目的是延缓疫情发展，在民众大规模接种疫苗前降低生命损失，而不是防疫的终极目的。

 

在这种平衡的政策下，民众觉得自己在为抗疫工作做出牺牲的同时，利益也得到了部分照顾。比如，新加坡在2020年疫情高峰期间关闭学校和幼儿园，此间学费如何处理，是由家长还是幼儿园来承担损失，就是个问题。这时，政府出面协调，家长学费减半，政府发放幼儿园教师停工期间的一半工资。这种由家长、幼儿园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担封城损失的做法平衡了各方利益，减小了社会矛盾。

 

此后，在疫苗接种率提高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政府官员和专家多次表示不会在疫情反复的时候再次关闭学校，理由是鉴于新冠病毒对儿童学生群体的威胁性较小，关闭学校幼儿园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孩童家里的老年人，但是当老年人有接种疫苗的选择来大幅降低病毒的危害性之后，就不应该再为了保护极少数老年人的健康来牺牲一整代孩童的童年，同时学校幼儿园保持开放也为居家办公的政策提供了保障。

 

在经济方面，除了最初的“熔断”封城阶段，政府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也没有要求餐饮业关闭，而是限制就餐人数（两人或者五人），同时鼓励外卖，尽量降低疫情对民生和就业的影响。对于其他各个行业的各种需求，如外籍劳工入境和相关企业对外人员交流，都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这些措施提高了各行业在疫情结束之后全面复苏的能力。这种兼顾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的平衡政策有效保持了整个社会在抗疫过程中的凝聚力。

 

高效的官民沟通和合作

 

新加坡走“共存”之路的另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高度互信。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3月24日宣布进入“共存”的讲话时，已经是他在疫情发生以来第九次就疫情发表全国讲话。李显龙的每次讲话都是发生在疫情和相关政策发生变化的节点时刻。在讲话里，李显龙会回顾疫情发展，相关政策变化的内容和主要原因，并展望政府未来的长期目标和路线图。李显龙的每一次讲话不仅为新加坡人所关注，也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的听众。

 

这些讲话对稳定民众的预期和理解政策的变化原因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新加坡卫生部在其网站上提供了包括疫苗接种、医疗系统收治病人状况、重症和病死率的详尽信息，不仅使民众获得及时有效的疫情信息，而且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对疫情的讨论引导到科学、理性和务实的范畴内。

 

新加坡“共存”策略的转折点应该是在2022年1月初。当时，在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双重袭击下，每日感染人数急剧增加，超过了新加坡政府的检测能力。于是政府在1月5日推出新的统计方式。在之前的统计数字里，新加坡只计算了通过核酸检测查出的阳性病例，但是随着感染人数增加，新加坡开始将民众和社区诊所通过快速抗原测试盒检测阳性的感染病例统计进来。在新的统计标准下，自测阳性的感染者无须再进行核酸检测确认，如果没有发展成重症也无须就医。这部分轻症病例占到总感染人数的八九成，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居家自愈，这大大节省了公共医疗资源。

 

这种统计方法的关键，在于民众的通力配合——如果自测阳性的民众认为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很多人就不会上报，这将会严重影响数字真实性，并隐瞒病情，误导防疫政策。基于之前大量数据显示奥密克戎病毒在患者痊愈之后载毒量下降迅速的情况，新加坡政府对自测阳性的感染者实施了最小程度的限制。按照规定，自测阳性感染者需要居家隔离并每日进行自我快速检测，只要一次显示为阴性，就可以立刻结束隔离，复工复学。而且自测阳性感染者痊愈以后，经执照医生确认，出入境免除相关检测和隔离要求。这样的规定大幅减少了社会对阳性感染者的限制和歧视。

 

因此在这期间，绝大多数轻症患者的诊断、隔离和密接的确认，都是由民众自我、自发完成的，使得公共卫生系统不受挤兑，专注于重症患者的治疗。

 

由于在这期间大中小学都继续开放，感染病例激增，笔者经常收到女儿同学和朋友家长发来的关于他们孩子确诊的短信，通知女儿作为密切接触者需要自我观察和自我检测。他们完全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确诊阳性会遭到学校和其他家长同学的排斥和歧视。痊愈返校的学生也不会遇到任何区别对待。

 

对于全世界包括新加坡来说，实现了“共存”也不意味着疫情的结束。在奥密克戎毒株之后可能还有新的变异毒株，其传染率、致死率和对疫苗的逃逸能力都可能出现各种变化，新加坡的防疫态势也有可能再次反复。但无论如何，新加坡的经验无疑给世界各国的防疫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现居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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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