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带着与生俱来的对异己“一棒子打死”的特质，不断走向极端。

 

2015年4月30日，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在美国堪萨斯州恩波里亚州立大学演出。

 

文/荣筱箐

 

3月13日星期天下午5点，我和朋友站在曼哈顿东村一家餐厅门前见首不见尾的队伍中，对着天上飘下来的雪花和隔着玻璃的餐厅里人们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望洋兴叹。这并不是晚餐高峰时间，但我们已经被告知最少还要再等半个小时才能落座。

这倒也不意外，自从俄乌之战开打，这家叫做Veselka的乌克兰餐厅一天里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人满为患。人们为自家门口的乌克兰相关生意掏腰包，以此表达对地球另一面那场战争的态度，此情此景令人动容，用我朋友的话说，人们来这里吃的是“情怀”。

 

不过“情怀”这道菜就和“随便”一样，都是菜单上没有的。而列在菜单上的主打菜——红菜汤、卷心菜包肉、蘑菇酸菜饺子当然也不止这一家餐厅能吃到。曼哈顿不仅有很多家乌克兰餐厅，也有很多家俄罗斯餐厅。这两个如今势不两立的国家，在美食上却是高度统一，传统菜都一模一样。

 

只是，纽约的俄罗斯餐厅虽然大都也明确反战，很多雇佣的也是乌克兰移民员工，但它们的境遇与乌克兰餐厅却有着天壤之别。

 

3月17日，崔娃的晚间脱口秀节目《每日秀》（The Daily Show）派出女将黛西·莱迪克（Desi Lydic）走访纽约的俄罗斯食肆，以戏谑的方式嘲笑美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杯葛俄裔移民生意的做法。

 

听完店老板痛陈自战争开始后店里生意大减，乌克兰员工赚钱寄回家乡都成了问题后，莱迪克说：“美国人在这件事上误会很深，让你的生意受损，我很难过。为了支持你的生意，让我来请店里所有客人喝一杯。”然后她环顾四周看到店里空落落的桌椅，面带尴尬的说：“哦，这里没有其他客人。”

 

这当然是为凸显搞笑效果而做出的刻意安排，但却也是基于事实之上。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的俄罗斯餐厅大都没了生意，有些甚至被打砸，这些店的电话、社交媒体账号也被洪水般的谩骂所淹没。

 

2021年10月9日，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艺术家在绘画。

 

一大波抵制浪潮

 

被头脑发热、义愤填膺的西方国家群众恨乌及乌的正义感列为目标的，不只是俄罗斯移民经营的生意，很多身在俄罗斯或国外的俄罗斯科学家、艺术家、电影工作者、运动员都已经感受到了这波扑面而来的抵制浪潮。

 

多国科学家合作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的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宣布不再与俄罗斯合作；

 

原定于今年7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数学委员会会议也将改为线上进行；

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宣布不再与不肯公开谴责普京的俄罗斯艺术家合作，该剧院旗下公开反战却拒绝谴责普京的俄罗斯女高音安娜·纳布申克（Anna Nebtreko）已经因此离职，该剧院原定明年邀请莫斯科Bolshoi剧团前来演出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的计划也被取消；

 

慕尼黑交响乐团开除了拒绝对战争表态的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和指挥瓦莱里·捷杰耶夫（Valery Gergiev）；

 

欧洲电影学院不再将俄罗斯出品的影片列入欧洲电影奖考虑的范围，英国格拉斯哥和瑞典斯德哥尔摩电影节不再展映任何有俄罗斯政府资助的影片；

国际残奥委员会在残奥会开幕前夜紧急禁止俄罗斯和友邦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国际足联也禁止了两国足球队参赛……

 

的确有不少俄罗斯人打心眼里支持普京挥兵，有些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不愿发声，但也有些人冒着危险公开反战，其中包括不少科学家和艺术工作者。

战争一开始，一些俄罗斯科学家和记者就在网上发表反战公开信，这封信后来虽被删除，但最终签名者达到7750人。有些艺术工作者甚至已经用脚投票，离开了俄罗斯。《每日秀》的莱迪克走访的一位在曼哈顿开俄罗斯餐馆的老板说：“我们这些移民，离开俄罗斯是有原因的。”

 

但在这波铺天盖地的杯葛浪潮中，这些原因看似已经没人在乎了。

 

德国慕尼黑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瓦莱里·捷杰耶夫因为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行为，被慕尼黑爱乐乐团开除。

 

绕过封锁线

 

俄罗斯人在西方世界遭受的全面封杀，与乌克兰人被家门口的战火弄到家破人亡的遭遇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但这种路见不平一哄而上、无区别打倒一大片的做法，是否真的能帮助乌克兰人尽快走出战争阴霾、是否真的能让这个世界变好，却值得讨论。

 

作为战争辅助手段、对敌对国进行经济制裁在一战期间开始兴起。1935年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开战后，作为联合国前身的国际联盟投票决定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成为早期的案例之一。经济制裁原意是将国家机器作为主要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被制裁国家的民间组织和个人往往也难免躺枪。

 

60年代初联合国呼吁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制裁后，一直到80年代南非都不被允许参加奥运会和国际足球比赛，国际文化团体和欧美明星纷纷放弃在南非的演出，而南非国内的文化团体和留学生出国也难比登天。

 

很多人认为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隔绝，使南非政府认识到国内政治体系难以维系，才在1990年放出了被囚狱中的黑人领袖曼德拉，最终将南非带上了民主之路。1993年曼德拉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被问及经济制裁是否帮助推翻了种族隔离制度，他的回答是：“当然，毫无疑问。”

 

根据一份2015年的研究，美国和联合国在1976到2012年间曾对68个国家进行的经济制裁，将目标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拉低了2.3到3.5个百分点。但也有很多国际学者分析指出，经济制裁的最大受害人并非目标国政府，而是国内的底层民众。《柳叶刀》杂志2018年发表的文章指出，联合国1990年通过的对伊拉克的制裁使伊拉克进口出现困难，缺医少药，最终导致150万人死亡。

 

经济问题先按下不表，文化艺术、民间交流历史上却一直都被公认是增进了解、弥合分歧的重要途径。2014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绕过隔离封锁线》（Outsmarting Apartheid）一书中，美国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前项目发展专员丹尼尔·怀特曼（Daniel Whitman）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记录了60年代到90年代南非被制裁期间，大使馆工作人员如何历尽艰辛为南非青年创造来美访学的机会。这个时期来美国学习的两、三千南非黑人青年，很多都成为南非民主政府成立后的中流砥柱。

 

2019年10月9日，匈牙利布达佩斯多瑙河岸，俄罗斯艺术家Dima Shlyonkin制作的雕像，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宛如一位睿智的沉思者。

 

前苏联与美国冷战期间，类似的民间交流也没有中断。1958年到1988年，五万苏联人曾经通过各种不同的项目来美国访问，其中包括从学生到科学家、音乐家、舞蹈家、作家等多个群体。

 

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文化交流与冷战》一书中，记录了当时美苏两国在铁幕之下的文化交流——苏联的交响乐团和芭蕾舞团来美国演出很受欢迎，而美国钢琴家杜克·艾灵顿1971年在莫斯科的演出，票价在黑市上被炒到80卢布一张，相当于当时俄罗斯普通剧场演出票价的20倍。苏联芭蕾舞演员佳丽娜·乌兰诺娃（Galina Ulanova）在1959年访美演出后说：“美国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另一个星球，我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我们被这个国家的博大深深震撼。”

 

民间交流的作用在中美建交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在1971年日本名古屋的世界乒乓锦标赛上相遇，开启了后来两国乒乓球队互访的破冰之旅，为两国恢复邦交铺平了道路，成就了“小球转大球”的历史佳话。

 

但这种“绕过封锁线”的努力需要就事论事的冷静和因人而异的甄别，而如今西方国家和受众在评判是非曲直的时候，似乎已经失去了这种耐心。

 

“取消文化”走向极端

 

当然，前述种种文化交流得以在封锁线下顽强生长的特殊时期都与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那些大都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没闹到生灵涂炭的地步。从欧美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拿出势不两立的态度，或许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谴责俄罗斯和由它挑起的这场战争。但这种无差别的抵制是否公平，或者能否达到预设的目的，即使在美国国内也存在一些质疑。

 

哈佛大学理论物理学家丽莎·兰道（Lisa Randall）被问到对欧洲核研究组织停止与俄国合作的决定时说：“这一决定是不公平的，也是违反欧洲核研究组织国际合作精神的，除非那些科学家要为他们国家的行动负责。”

 

《纽约时报》古典音乐编辑查哲力·沃尔夫（Zachary Woolfe）也撰文说；“音乐本应是中立的，但作为文化交流，它又总是游走于人文润滑剂和宣传工具之间。那么文化交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叫停？与独裁体制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才算足够？怎样公开划清界线才算过关，特别是当公开发声可能影响到艺术家和他们家人的安全的情况下？”

 

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为彭博新闻社撰写的文章中指出，封杀所有俄罗斯人根本无法做到精确和公平：“谁才算俄罗斯人？俄族人？俄国公民？前俄罗斯公民？出生在乌克兰的俄族人？”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记者杰克·沙弗（Jack Shafer)在一篇观点文章中说：“这些手段不会让乌克兰战争缩短一分钟。”

 

《新共和》杂志撰稿人马特·福特（Matt Ford）在一篇题为《对俄罗斯的文化封杀过了头》的文章中说：“这些行动误解了一个集权社会中反抗与责任扮演的角色。在民主社会人们应当对政府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政府行为的，但在集权社会就不是这样了。”

 

为了表达对乌克兰人的支持，俄裔艺术家凯尔纳（Mark Kelner)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普希金雕像上挂上黄蓝相间的气球。图/Mark Kelner

 

但这些担忧在美国只是少数派的声音，俄乌战争爆发在美国“取消文化”的鼎盛时期，使得这种对俄罗斯人一刀切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国内“取消文化”的延伸，带上了“取消文化”与生俱来的对异己“一棒子打死”的特质。

 

与之前美国自由空气下鼓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理念有所不同，随着“米兔”运动而诞生，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流行开来的“取消文化”对异己观点基本上持一言不合，老死不相往来的决绝态度。

 

《纽约时报》记者约纳·布隆维奇（Jonah E. Bromwich）在2018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列举多位名人被“取消”的例子来解释“取消”的定义时说：“在上述事例中，这个词指的是对一些事（或所有事）全面封禁，这种用词已经存在几年，但在过去几个月里开始无所不在。”他说，在网上词典《城市词汇》中，对“取消文化”最流行的一种定义是在这一年的3月刚刚输入的词条。

 

从那时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化界人士在“取消文化”下成为众矢之的，一些人因为一个观点就招致终身成就被否定，甚至因此失去工作身败名裂。从密歇根大学华人音乐教授盛宗亮在课堂上播放了白人涂黑脸出演的歌剧《奥赛罗》被学生举报后“自愿”停职，到《哈利波特》的作者、英国作家JK Rowling因为一系列对“变性”问题质疑的推文而被“打倒”都是例子。

 

佛吉尼亚大学四年级学生艾玛·堪波（Emma Camp）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坦承自己对“取消文化”之下，大学生们人人提心吊胆不敢透露自己真实想法的担忧。

文中一位受访的同学回忆了她在课堂上表达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观点之后引起的反应：“人们一个接一个，每个人都强烈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整个教室都沸腾了，好像每个人都想成为持正确观点的大众的一部分。”这个同学说在此事件之后，她越来越少参与课堂讨论，感觉自己好像是个隐形人。

 

如今尚不知“取消文化”将会走向何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这波浪潮开始降温，给外国人、移民简单粗暴地“贴标签”“论敌我”的思维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改变。而那些并无“敌对”思想，却被生硬地归入“敌对阵营”的人们，是会默默认命，还是会将错就错从此变得“敌对”起来，就只有时间才知道了。

 

（作者系纽约媒体记者，AliciaPatterson Fellow，普利策中心新闻资助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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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