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我是一个肯思考的行动者，也经常因为较真儿被人认为有点傻。”

杨团 生于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中国公益慈善蓝皮书》主编。2005年带领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了农民合作社网络“农禾之家”。2010年，联合徐永光等公益人士共同发起“中华慈善百人论坛”。

获奖理由她既有研究者的洞察力，也有公益人的行动力；她以严谨的态度治学，同时又以满怀热情参与和推动公益创新。她以问题为导向，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积极推动《慈善法》的修法工作， 体现了一位学者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

杨团的客厅永远欢迎年轻人。
这是一间位于二环内的朴素的小厅。最近左脚骨折，行动不便，但杨团依然坚持起来迎接来访的记者。整个采访中她一直热情饱满，谈锋甚健，说到兴奋之处，会不由自主地提高声音。
年逾七旬，但杨团依然风风火火，一直活跃在公益的一线。“总是会被沸腾的生活吸引。”她这样评价自己，“我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我是一个肯思考的行动者，也经常因为较真儿被人认为有点傻。”
疫情中的社会组织新形态
2020年1月22日，武汉封城前夜，杨团被拉进了一个群里。当晚，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翟雁和北京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会长张青之商定成立京鄂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网络。杨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金锦萍、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奇点公益理事长李昂达、翟雁五人成为iWill专家组成员。
疫情伊始，外界对武汉内部的情况并不清楚。1月23日下午，iWill专家组和武汉的一些社会组织先进行了紧急讨论。获得的信息不容乐观：武汉当地社区防疫意识非常薄弱；由于确诊病例暴增，当地医院几乎瘫痪；大量居民居家隔离，不少人出现了心理恐慌。
作为社会政策研究者，凭借丰富的经验，杨团意识到，社区将是武汉防疫的关键。她立即与武汉逸飞社工中心负责人陈兰兰组织微信群，调查居家隔离情况。杨团在北京坐镇，她提出组织社工师、心理咨询师和医师进入社区的三群，即分大中小群逐级筛选对准需求者，大群-居民群，中群-疑似群和小群-高度疑似者，以配合线下，解决社区人力不足又不能够直接支援的问题。很快，iWill专家组通过了建议，将其定名为“三群联动”和“三师联动”。
疫区情况复杂，一开始，杨团设想开设线上群帮助线下筛查，但这个想法很难实现。他们也想找政府合作，但在疫情初期，即使是武汉当地社会组织也难以联络到当地政府获得支持。无奈之下，陈兰兰在全武汉范围招募社工，采取拉散户入群的策略，“直接支持居民，遇到有困难的人再把他拉到小群里”。
iWill的名字脱胎于博能基金会的口号：“Pro Bono,I will!”即“专业志愿,我乐意!”很快，iWill就招募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志愿者。杨团将他们划分成三线，其中一线志愿者主要面向“三师”工作；二线志愿者进行工具研发，为一线志愿者提供支持；三线志愿者则担当疫情研判，为团队提供总体的支持，杨团就是三线志愿者中的一员。
截至7月18日，iWill抗疫全程共招募2924名专业志愿者，为中国和全球十多个国家的12万居民提供了专业陪伴与咨询服务。iWill培训平台共为专业志愿者提供在线培训一百多场次，累计培训志愿者约20万人次，无偿捐赠专业志愿服务时间为15.37万小时。
作为学者，杨团擅长从新事物中发现可供推广的经验。在她看来，iWill呈现出一种“几乎全新的公益组织形态”。这种新的社会力量不同于以往任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不需要为筹钱、养人发愁”。
最令杨团惊讶的是，iWill在日常运营中引入了企业管理中的中台概念，这种管理模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高效率。
iWill还实现了政社协同。2020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北京市民政局副局级巡视员张青之带队，要求民政局的处科级干部、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等20多人全部加入到iWill二线工作群里。后来，北京市民政局将iWill的理念、做法、工具包大量用于北京市的抗疫工作中，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性文件。
不过，在武汉疫情期间，iWill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并不通畅，杨团曾试图通过各种办法和关系来联系武汉当地政府，但都以失败告终。在杨团看来，北京民政部门能够采用iWill的抗疫经验，与张青之本人对此事的重视有直接关系。而在其他地方，iWill是否能够获得政府支持，还是个未知数。
2017年8月31日，在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成立仪式上，杨团（右）与朱传一先生遗孀李鸣善（中）、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左）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上下一起推动《慈善法》修法
除了iWill志愿服务网络，杨团目前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完成。
2020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慈善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成三个小组，赴宁夏、浙江、辽宁、山西、陕西等五个省份，对《慈善法》的执行情况开展检查。执法检查小组形成的报告认为，疫情是《慈善法》实施4年以来接受的最集中、最全面的考验，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在应急机制层面，政府部门与慈善力量缺乏应急协调机制，志愿服务统筹不够且尚未纳入重大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等。
实际上，《慈善法》自实施以来，在推广落地的过程中就面临很多困难。《慈善法》对慈善活动的定义过窄、政府监管过度、针对互联网慈善规定脱离实际等问题，在实际执行层面变得越来越突出。“有很多问题是在立法过程中没有解决的硬伤，必须要通过修法来解决，而不是把矛头对准执法者。”杨团说。
去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等在北京联合主办了“社会参与《慈善法》首次执法检查研讨会”。
会议上，大家对于尽快推进《慈善法》修法达成共识。会议结束，杨团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了“关于《慈善法》执法检查后启动修改程序的建议”。建议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存在增幅减缓、慈善组织登记认定总量偏低、结构失衡等问题；慈善规制与监管趋严，慈善行业自律有待进一步鼓励与支持，互联网募捐能量有待进一步释放。与会者认为，目前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各类问题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仅凭执法检查，督促相关政府部门在执法层面努力，已经难以有效解决问题。
“在本次执法检查总结的基础上，启动《慈善法》修法程序，已是当务之急。”建议如此写道。
这场研讨会的气氛让人想起当初《慈善法》立法讨论时的火热场面。2014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慈善事业立法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列出了立法时间表和路线图。那一年，由几家学术机构联合举办了13期“慈善立法半月谈”活动，近百名学者、NGO组织成员、政府人员积极参与，为《慈善法》立法专家意见稿建言献策。时任《新京报》记者申志民记录下论坛争论之激烈：“我不同意王名老师的观点”“你这样说不对，你是官本位”……几乎每场《慈善法》论坛都有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杨团。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关于《慈善法》的修法问题，杨团曾公开表示，要努力利用执法检查报告审议后研究处理的6个月去推动此事。而此前，也有多位业内专家呼吁要适时修改《慈善法》。但已经公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8年-2023年）中，并没有出现《慈善法》修改的内容。杨团坦言，现阶段推动《慈善法》修法像是在做一件超前的事情；要让这一项工作“挤”进人大的修法计划，还需要更多力量来推动。
“实际上我们的推动已经有了成效，成效还不小。”杨团说。10月15日，《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当天，杨团所主持撰写的这份来自民间的修法建议也同时被提交给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并被列为审议时的参阅材料。
杨团告诉《中国慈善家》，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将有人大代表提出针对《慈善法》的修法建议。目前，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已经做好修法准备。如果能在2021年6月启动修法，那么修法工作应该能在2022年年底完成。
“（立法）当时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很多深层的问题还得靠理论研究学术解决。开门立法，包括现在的修法研讨会，就是要一步一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理清各种信息，推动问题的解决。”杨团说。
实现社会公义
杨团说自己是一个永远不怕折腾的人。她下过乡，进过工厂，在改革开放之初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过。上世纪90年代初，她正式进入慈善公益领域，先后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和中华慈善总会任职。1998年底，她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三十年来，她尤其关注城市下岗职工、农民工、失学儿童、贫困地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社会政策来帮助他们改变境遇。
2009年，杨团担任主编的《慈善蓝皮书》开始发布。此后，每一年《慈善蓝皮书》都成为业内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秘书长朱锦昌曾评价，《慈善蓝皮书》的发布，站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新起点，评价过去、分析现状、展望未来，不仅填补了中国皮书系列的空白，而且将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留下美好的回忆。
而对于杨团自己而言，撰写《慈善蓝皮书》，为公益慈善发展留下宝贵的史料价值，这是她觉得特别值得去做的一件事。
杨团的公益之路开拓得越来越宽。2010年，她联合徐永光、王振耀、冯燕、陈建民共同发起“中华慈善百人论坛”。论坛每年召开两次主题讨论会，邀请全球第三部门、政府和企业界的百名华人参与，探讨当下影响中华慈善格局的重大问题，希望以此促进社会创新、推动公民社会建设。论坛设置的诸多主题，例如，“民间公益与政府责任”“慈善与免税”等，也为《慈善法》立法讨论奠定了基础。
在杨团的微博上，一直挂着一句话，“以实现社会公义为志向。” 这句热忱的话，概括了她的社会关怀和志向。

文/本刊记者 樊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