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它有一种动力，你越做越想做，总想着多做一点。”

2020年10月8日，郎朗在汶川七一映秀中学参加郎朗艺术基金会捐赠仪式，与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慈善家》：即将迈入40岁，你会对中年有所畏惧吗？

郎朗：我已经设计好了下一个阶段做什么，所以我没有什么畏惧感。
《中国慈善家》：下一个阶段是多长时间，能透露一下你的规划吗？
郎朗：应该是下一个20年吧！毕竟马上就有孩子了，有孩子就不太一样了。首先在慈善领域，我会捐更多的音乐教室。在艺术上我已经通过《哥德堡变奏曲》找到一个新的开始，会继续在不同风格的作品里面找新的方向。但是我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风格还要继续保持。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自己的风格是什么？
郎朗：什么都能弹，全能型选手。
《中国慈善家》：人们常常会把中年跟油腻联系在一起，你觉得什么是油腻？
郎朗：体重肯定是第一点吧，这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就是没完没了地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思想上一定要非常清晰，走出舒适区，然后完善自己的专业，不断尝试新事物、新载体。
《中国慈善家》：疫情对音乐行业的冲击很大，2021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在线上举行，会令你对前景悲观吗？
郎朗：疫情对全球的古典音乐是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全世界最棒的经纪公司都破产或挂牌出售了。这个时候线上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在线上来传播文化总比你在线下发牢骚要强。但是音乐也不能常年在线上，还是希望尽早恢复线下的音乐会。
《中国慈善家》：2020年你也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你如何在古典音乐和娱乐节目之间跨界？
郎朗：参加综艺节目主要上半年，9月份以后开始弹音乐会了，就很少参加了。我可以随时切换，弹音乐会的时候是纯古典音乐家，上电视节目就有一些跨界的东西，但主要还是跟钢琴有关系，给大家弹弹曲子，趁机宣传一下。所以我做的不管什么都是跟音乐有直接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我也不擅长。
《中国慈善家》：它会分散你的精力吗？
郎朗：一点儿不会，本来音乐会也弹不了了。没有弹音乐会的机会的时候，你就得用别的舞台来演奏你的曲子。几乎每场节目我都得弹一会儿，做个小型音乐会什么的，我利用一切舞台在线上弥补失去的演出机会。
《中国慈善家》：你是如何把娱乐精神跟古典钢琴家的身份统一起来的？
郎朗：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实力的话这都不算事儿。你弹得好就是好，弹得不好就是不好，《哥德堡变奏曲》我能弹好，就算上了综艺节目我照样还是能弹好，这没有太大关联。
《中国慈善家》：你在此前的采访中调侃说，做了那么多公益的事还不如你妻子一条娱乐新闻传播得广，你会用娱乐的手段去传播公益吗？
郎朗：可能大家对公益还是没有太大的概念，也可能音乐教育的传播稍微难点吧！有时候一些大家都能参与的行动更很容易感动大众，音乐教育费点劲，它不是很直接的那种公益，但是当你看到那些小孩通过音乐改变人生的时候你会很感动。
很多贫困地区的小孩，他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未来、不相信他的朋友，但是音乐能让他相信他自己，相信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当你成功演奏一首小曲子的时候，你感觉世界都在你的指尖之下。
《中国慈善家》：这是不是慈善给你带来的快乐？
郎朗：快不快乐我不知道，但是慈善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它有一种动力，你越做越想做，总想着多做一点。
《中国慈善家》：会上瘾？
郎朗：对！会上瘾。
《中国慈善家》：你是在父亲严格的教育下长大的，现在你当了爸爸，你对孩子的教育有什么想法？
郎朗：坚决不当虎爸！我觉得如果有一些问题，也得去想办法去解决。小的时候吃点苦也好，但不要吃那种没必要的苦，过于严厉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中国慈善家》：从各种报道和传记来看，你的童年是不是有不少辛酸的回忆？
郎朗：还好还好，我爸也不光是严厉，他就是双鱼座的一个人，也不是所有时候都那样，他也有非常令我感动的事。我的童年回忆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一些不好的就翻篇了呗，跟自己的父亲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对吧，没有必要。
《中国慈善家》：你的国际官网上写着钢琴家、教育家、慈善家三重身份，你如何去平衡它们？
郎朗：这都跟音乐有关系，我的教育也是音乐教育，慈善也是音乐公益，所以实际最后还是离不开“音乐”这两个字。所以这些都是通的，比如我弹一场音乐会，弹完了会有很多人会跟我过来聊天，我们就可以直接谈教育、谈慈善。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什么是慈善？
郎朗：慈善就是把你心里想做的、想对社会奉献的，包括生活中受益最大的和走过最大弯路的总结出来，然后给大家找到一条路、回报社会的这种爱。
这个东西说起来很难，实际很简单，就是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做。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持续去做。如果你的慈善只是一念，那证明你是有善意的人，但不适合做慈善。慈善是要不断去做，你哪怕开始做得不大，但一点点去做，不断去献出你的爱心，不管是弹首曲子、捐钱，或者是看望一个需要你关心的群体，这都是慈善。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定义慈善家？
郎朗：慈善家就是不断去创造好的平台，建立好的体系，注入真正的爱心，而不是说一些空话。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基金会的原因，它虽然费力不讨好，但是它真能做出点东西来。要每天都去跟随别人的话，你这就没有体系。20岁的时候我可以这样，那时候我自己还没弄明白，需要好的平台来跟着我一起做。
文/本刊记者 程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