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快手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的出版，在所谓的专业诗歌圈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我的朋友们纷纷在微信转发，比如说资深诗评家、诗人霍俊明转发的时候，如此感性地介绍：“有超过60万人在快手写诗，菜农、油漆工、流水线工人、生意人……他们作诗的场景也不固定：家里、玉米地、送外卖的路上，婴儿身边，配着快手流行曲，或者蟋蟀叫声。”

　　而青年诗人、“老干部体诗歌”研究者杜鹏则说：“我一直觉得诗歌出圈是好事儿，比讨论现在是否有大诗人，现在的大诗人有多大更重要。”有出版人在他的转发下面回应：“其实是非常符合延安讲话精神了。”两者都一针见血。

　　诗歌圈以外的文人圈也深受感动，影评人“色猴”转发时给予他们更高的高度“‘有了诗，人便近乎一位神’，尼采这么说。刚看到，快手居然有60万人写诗，让人感动。无论生活的泥潭多么漫山遍野多么深，都有人挣扎着脱离。”

　　也是他，第一个转给我《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出版的宣传视频，我回应说“太了不起了”，他重复了一句“60万人在写诗……”

　　这句话倒是让我深思，在中国，上一次这么大规模集体写诗，可能是差不多50年前的从天津小靳庄掀起、遍及全国多个地方的赛诗会热潮。那是一个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群众运动，技术层面而言和全国人民打麻雀除四害差不多，生产出来的几乎全部都是直截了当的宣传标语诗——也就是后来所谓“老干体”的前身，不过写作者身份基本上还是基层人民。目前所见赛诗风潮下的结集，书写者署名前往往会标明阶级成分如“贫下中农”“砖瓦厂工人”“XX大队贫协主任”，最高干也不过是大队党委书记；也有不少标明是集体创作，如“东方红中学业余创作组”。

　　快手诗人们的量也许比得上“小靳庄诗会”时期，但质及其内核完全不同。也许是创作动机的原因，那个时代的基层创作者急于融入集体，以集体荣誉来证明自身存在，当代的基层诗人则无惧从集体脱颖而出，甚至他们写诗这一行为受到所属集体的反对也不足惜。他们对这种矛盾也充分自觉，就如27岁的“诗人祁连山”所写的短诗《不对》所写：

　　“故人吟诗作对

　　现在我们吟诗

　　和世界作对”

　　短短三行，连诗题本身也参与了反讽，“对”字的歧义也翻出了三层，让我们反思到底古人以对仗、对联方式应和自然世界和社交世界，故人(如小靳庄诗人)以“诗”应和主流宣传，而我们写诗却与现实世界既是“针锋相对”地“作对”，也是“旗帜相当”地对应式“作对”，何者为对(正确)何者不对(错误)？

　　有创作动机就有相应的读者反应，实际上这些快手诗人在流量巨大的快手平台上也只是沧海一粟，他们的粉丝其实多是百来人，不乏是诗人们的互相关注，不见得有一首转载的余秀华的诗的传播量。不过，这样保证了这些诗人的清醒，他们对“一诗成名”(这从小靳庄时代到朦胧诗、打工诗的多次浪潮里屡见不鲜)不再有那么大的幻想。

　　他们也意识到基层身份能给予他们的加分充权有限，所以会更重视诗艺的修炼和平等较量。比如说快手诗集里第一位让我眼前一亮的王计兵，从他的诗未必能看出他是一位53岁的送外卖者，他的诗歌技巧甚至比许多初涉诗坛的诗人来得深沉内敛。像他写母爱的《母亲的心里住着一个菩萨……》结尾为“菩萨一旦愁白了头/低眉顺眼的时候/也像一个许愿的人/也会跪下，给别的菩萨磕头”，马上让我想起诗人唐不遇的名作《第一祈祷词》里写他四岁的女儿对“微闭着双眼的观世音说：菩萨，祝你身体健康。”两位诗人，一个母亲一个女儿，四者几乎涵盖了这个非信仰社会里的人本信仰所深藏的慈悲。

　　王计兵也和我们这些感时忧国的诗人一样关注乌克兰战争，他很实诚地说，“一个女人哭了/一个女人也哭了/我总是分不清/哪个是俄罗斯人/哪个是乌克兰人/只从字幕里知道/她的儿子去了战场”(《妈妈》)；他也写历史，“年代久远/当年的乱坟岗己被草坪覆盖/一朵不知名的小花/独自开放在众草之上/它摇摆，众草跟着它摇摆/仿彿一个领舞者//我把这个比喻说给父亲/父亲说，不/那是一个孩子/饿死之后/被她妈妈跪着举过头顶”(《比喻》)把修辞话语进一步让渡给历史的亲历者，诚恳且彻骨。

　　整本诗集，最撼动我的还有ID为“翻手的雨”的诗人李松山——虽然媒体很强调他牧羊人和残疾身份，但即使隐藏这身份，李松山的诗艺也足以和中国当代大多数成名的“专业”诗人不相伯仲。他自己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从他很多诗都是题赠给同代的优秀诗人(包括并不相识的外国已逝诗人如吉尔伯特)可见，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诗的超越性，也是诗给予诗人的自豪，他因为自己的诗艺而不卑不亢。

　　在《给吉尔伯特》一诗里，李松山以第三人称写自己，把自己与远方的吉尔伯特并列，让我们发现，在李楼村放羊的和在旧金山捞月的，未尝不是同一个诗人。而在《李松山和妻对诗》里，我们又发现，诗人和“非诗人”其实都是诗的庇藏者、炼金者。而我尤其喜欢他写给同代人、一位不上快手也罕见在其他媒体露面却在诗人中有声誉的河南诗人冯新伟的《麻雀》：

　　“在杨树和桐树间来回穿梭。

　　为了等待另一场雪，

　　来回调试着滑雪的角度？

　　这些年你经历了什么啊？

　　失眠。偏头痛。信奉庞德的教条主义。

　　一首诗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心灵的欢悦。

　　但她胜过T台，掌声和华尔兹的盛宴。

　　今年会下雪吗？那只麻雀叽叽喳喳，

　　在树枝上鸣叫

　　像是反问。

　　我只是比划了弹弓发射的手势，

　　它就飞走了。”

　　诗中提及(貌似离这些快手诗人最远)的现代诗大师庞德说过一句容易产生歧义的教条/金句：“技巧考验真诚”。对我来说，正是这些快手诗人对诗歌技巧的沉醉追求，证明了他们对诗、对表达自身存在与所经历的甘苦的真诚，换言之：他们力求自己的文字对得起他们经受的半辈子风雨。真诚不等于、不应该局限于身份，反覆强调出身反而不真诚，就像某些早已加入建制的打工诗人所做的。“一首诗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心灵的欢悦。”这才是超越所有身份的诗人的基本认识。“麻雀”隐喻什么？也许就是我们初心一改就会离开我们的诗。

　　在当代传播语境中，充满了对诗的误会，就像在知识分子/文化圈里充满对快手的误会一样。诗不只是“发愤以抒情”也不只是自怜舔伤的安慰，快手也不只是哗众取宠或自揭疮痂满足猎奇癖的暗房。我想起一个段子，关于某人被朋友叮嘱去医院看看人间疾苦，结果被ICU病房里的差别待遇刺激得要跳楼，朋友讽刺他说：“我让你去看疾苦，不是让你去看人间。”但诗，却是要平等、一览无遗地看这人间，而不只是疾苦。

　　在这本诗集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大众也可以成为诗人”，而是“大众就是诗人”。诗歌圈里比比皆是的诗人模仿大众、代言大众，与这里的大众自决自己成为诗人，有根本的差别。

　　这反过来教育我们：诗人又何尝不是大众，书中一处小小的幽默是其中一位作者是《诗刊》的编辑，这在中国文学场域有不可言喻的特权阶级也要混迹基层“业余”诗人其中，就跟还有个别高管、高级工程师、总经理也混迹其中一样——我觉得他们还是享受快手里的“平等”的，因为这种平等彰显了诗的非功利性，相信在快手里不会有太多人为了巴结特权而不是因为被诗感动而对他们点赞。这样取得的成功感，远胜于他们在阶级地位里取得的——这一点，也是诗人这个特殊行当的自我认知的关键一环。

　　万众写诗，以及自甘、自觉地在万众中写诗，同样有根本的差别。万人如海一身藏，觉悟到后者，就能回应“此身合是诗人未”这千古一问了。而且诗人并不寂寞——我们对诗作为一种心灵传播、一种言志之物所有的幻想，也许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编后语里一位编辑引述他在快手上写诗的老爸的话：“他们懂我”——这就是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最朴素的回应。而更高的境界，则像李松山的这首杰作《落差》结尾所示：

　　“……生活从来不缺少苦难与偏见。

　　就像此刻她眼中的石漫滩大坝，

　　闪烁着星星和渔火，

　　就像他说：杏子熟了，

　　她在杏仁里。”

　　作者：廖伟棠

　　图片来源：单读

　　值班编辑：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