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智生预测，接下来每个月至少还会发生一起相约式自杀事件，多则两三起。黄智生创办自杀干预团队“树洞行动救援团”5年了，疫情之前，他和团队几乎每个月都会阻止一起这样的事件。

　　4月24日，3个年轻人在四川什邡市蓥华镇天鹅林场服毒自杀。稍早些时间，4月4日，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相约自杀。

　　之后铺天盖地的报道中留下了这些自杀者最后的碎片信息，比如，在4月4日那一起事件中，在外打工的彭志军已四年没有回家，陈婷备受贫苦日子的煎熬，又比如从年龄上看，4月24日那起事件中，年龄最大者30岁，年纪最轻的只有23岁。

　　“自杀发生率确实有季节相关性，季节交替时，尤其春季，人们的行为冲动性会有所增强。然而除去季节因素，天门山事件中的当事人，更值得关注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可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支持系统崩溃的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人格与咨询博士、资深心理咨询师曹红蓓观察到，四人皆过着挣扎、贫苦的生活，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且很少与家人、朋友联络。

　　“一个人要活下去需要至少3人以上的社会支持系统，这3个人一般指至亲好友，如若他们在你任何急需帮助的时候可以支撑你，而不是批评和拒绝，那么有自杀意念的人就很难选择实施。在缺乏至亲好友支持的情况下，他得知道可以向医院、警察等支持性的社会机构求助。然而找到医院、警察只能救急，真正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还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谈话治疗或心理咨询。”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则感受到了这两起事件当事人对自杀的决绝和向往。一般来说，选择自杀的人通常会在夜间、偏僻的地方结束生命，认为自杀是一件偏负面的事情，而天门山事件中，4位年轻人选择在风景优美的地方赴死，隐约体现出对结束生命的期待。“这种心态，很难用AI模型监测并发现。”

　　天门山玻璃栈道防护玻璃上张贴的“禁止攀爬”和“禁止跳跃”的标志。

AI也难以触达的“发现”

　　近年来，自杀被认为是当前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全球预防自杀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80多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40秒钟有一人轻生，自杀是15至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一直以来，发现有自杀意念的人都不是容易的环节。”树洞行动救援团创始人黄智生说。

　　2018年，研究人工智能30多年的黄智生开始关注抑郁症群体，他和团队开发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微博的“走饭”等树洞自动筛查有自杀倾向的人。“走饭”曾是一名微博用户，自杀后，其他有自杀意愿的人纷纷在他的微博下留言，甚至约死。黄智生的团队每天会投放3000多条信息，由于救援人手的不足，通常只能发现200人处于危险之中。2021年7月，“走饭”被关闭，如今每天只能收到30至50条回复了。

　　在黄智生看来，目前技术的覆盖面还是太窄了，而相约式自杀又有着和个体自杀不同的特点，往往需要志愿者潜入“约死群”，学习如何与有自杀企图的人讲话而不被发现，同时还要拉近距离，难上加难，尚未找到突破口。“当下技术的覆盖范围连自杀者的十分之一也到不了。”黄智生接连说了几个“痛心”。

　　2012年，本是在做网络行为与心理研究的朱廷劭也关注到了自杀防范这一领域，通过对“走饭”进行文本分析，把自杀相关的文本信息分为了“意念、计划、实施”三部分，在发现用户有自杀意念后，会通过AI技术对用户发送私信，让其感受到，在互联网中也仍有人在关注和陪伴他。

　　“向用户发送私信后，大概有40%至50%的用户会与我们进行互动，或是访问过我们的在线系统，我们将这称为激活程度。”朱廷劭进一步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即使有些用户收到私信后并没有回复，也可能会关注到在线系统，而且自杀干预是一项长久的工作，一个人可能这次打消了念头，隔段时间又会燃起。“所以，这是一项难以发现，也难以量化效果的研究，我们秉持的原则是，能救一个算一个。”

　　朱廷劭认为，技术水平本身并不是最难的部分，但技术究竟可以为自杀倾向者提供怎样的帮助，这一问题还未得到完美解答。“坦白来讲，我们尚不知道人为什么会自杀，在技术方面还难以找到适用于中国用户的特点。其次，当下的覆盖范围主要限于微博平台，若想扩展至其他平台，则涉及用户数据读取权限、隐私的问题，无法广泛应用。”

　　朱廷劭团队在研究一款自助性AI模型，试图将“发现”环节提前，据他介绍，这款自助性AI模型在网络上可以监测有自杀意念的人，随后进行干预和互动，以达到全天候24小时工作的状态，以节省人力。从这么多年收集的信息来看，朱廷劭发现，自杀倾向者实际上对于自己当下的状态究竟如何、下一步该如何做非常茫然，所以，未来他将和团队在研究中加入心理自测工具，通过机器人更广泛地与自杀倾向者沟通，而这也有利于保护对方隐私。

让“干预”抵达更多弱势群体

　　“当一个人因为自杀意念而走进心理咨询室时，这个人大概率就已经得救了。”曹红蓓对《中国慈善家》说。

　　作为一名从业十几年的心理咨询师，曹红蓓清楚地知道，当一个人有社会支持系统，或是知道自己的自杀念头是可以寻求帮助时，就从“发现”这一环节走到了下一步——干预。

　　不过这对社会弱势群体来说仍旧遥不可及。曹红蓓记得，2019年以前，她的求助者中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求助者，但疫情之后，来访者就主要集中于金融业、互联网大厂和国企、公务员，逐渐呈现出“心理咨询精英化”的趋势。

　　“高昂的咨询费让社会弱势群体望而却步，同时，当下社会中可寻求到的支持资源屈指可数，免费心理干预热线质量也参差不齐。”曹红蓓介绍说，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发轫自上世纪八十年代，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这一行业繁荣起来，彼时，各高校越来越重视心理咨询专业，市场上的心理咨询服务也逐渐规范，如今，市场上的心理咨询服务质量已渐趋稳定，但从覆盖范围和质量上来讲，还是有所差距。在一些欧美国家，心理咨询是涵盖在医保范围之内的，底层民众也可以获得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制度还不够完善。

　　“在制度建立之前，公益的介入或许可以解燃眉之急。”曹红蓓提出，当下，公益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先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理想状态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干预链条。链条的起点，应让社会弱势群体提早在心中驻扎‘有自杀念头可以求助’‘求助渠道有哪些’的理念，让心理课堂从小学、中学便开始进入，即便最偏远的地区，也至少可以有一堂这样的心理课，从源头上播种‘生’的种子；第二，公益机构联动警方、社工、医院等各方面，在发现怀疑有社会支持系统崩溃危机的人后及时对接援助，接下来，是免费医疗救援、药物的提供；链条的终点，以公益的方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可持续的心理咨询服务，进行根本的改变。”

　　而在互联网之外，老年人群体的心理问题也鲜有人问津，黄智生表示，当下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还是太少，而他们的自杀风险也很大，所以当下正研究将精神陪伴的人工智能技术加入机器人当中，让机器人陪伴老年人以缓解孤独。

　　无论是技术的努力还是公益的介入，自杀问题的根源仍旧在于每个人面临的困境难以解决。黄智生呼吁，希望未来能将自杀干预机制的建设加入社会治理业绩之中，从智慧城市、智慧乡村的建设中真正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

　　作者：陈柯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