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丘成桐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3月26日，一个捐赠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捐赠人为丘成桐先生，他拿出了个人积蓄，宣布将向清华大学捐赠100万美元。

　　根据丘成桐的规划，这笔善款将平分为两份，分别注入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新设立的“丘镇英基金”和“梁若琳基金”，用于支持清华大学数学学科发展、新一代数学领军人才培养与“求真书院”的建设。

　　今年75岁的丘成桐是享誉全球的著名学者，身兼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数学界诺奖”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几乎包揽了全球数学界所有重量级奖项。

　　从2003年起，丘成桐就开始以个人捐款的方式，支持中国学术界与数学教育，包括开展竞赛、设立奖学金，以及培养人才等。他累计为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捐款近3000万港元，为其任职的清华大学捐款、筹款近2000万元。此外，他还向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等机构捐款。

　　4月9日，丘成桐先生接受了《中国慈善家》的独家专访。他思维敏锐，言语犀利。他曾在多个场合批评学术界的不正当竞争，以及功利主义的风气；他教导年轻人治学不仅是精于学问，更要端于做人。在专访中，丘成桐直言物质于他而言远远低于对学问的追求，而做慈善也出自这样的发心。

　　丘成桐最近所捐赠成立的丘镇英和梁若琳这两支基金，分别是以父母的名字命名。他说，自己是心怀着父母的恩慈做了这次慈善。

承接父母之念

　　虽然这三十年来一直在做慈善，但丘成桐谦称自己“谈不上有什么慈善理念”。用他的话来说，于公，希望推动数学教育的变革，助力中国在科学研究上实现更多突破；于私，这是出于对恩情的一份回报。

　　丘成桐14岁那年，父亲去世。那是对他影响极大的人生关键节点。

　　父亲丘镇英是广东蕉岭人，是一位教育家。他研究文史哲学，与同时代的大师钱穆交往颇深。上世纪四十年代，丘镇英曾在厦门大学教书，二战后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后举家迁往香港。妻子梁若琳也出身自书香门第。

　　丘家是一个大家庭，共有八个孩子，丘成桐排行第五，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兄长，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丘成桐出生于广东汕头，1949年随家人移居到了香港。到香港的初期，丘家几乎没有收入来源，还要不断搬迁住处，那段时期的生活相当动荡和困顿，一家人甚至常为吃饭发愁。

　　后来，丘父在香江书院、崇基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前身)获得教职，但工资并不高，勉力支撑着一大家子。丘成桐向《中国慈善家》回忆，1957年，父亲一年的薪水仅有2000港元。不过，尽管生活困顿，但一家人苦中作乐，过年过节时自家做了米酒、糕点，也不忘馈赠邻人亲友。

　　1963年6月，丘镇英不幸因病去世，整个家几乎垮掉了。失去了父亲这个经济支柱，几个求学中的孩子放弃学业、到农场养鸭打工似乎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但母亲梁若琳拒绝让孩子们接受这种宿命，她扛下所有压力，一边四处借钱，一边起早贪黑做手工制品赚取收入，供孩子们上学。

　　多年后丘成桐回忆起那段日子，依然感慨万千。他说自己就是在那个时刻一夜之间长大了，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丘成桐说，母亲的坚韧和父亲的风骨，对他这一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丘镇英生前为人清廉，治学严谨。彼时，香江书院的时任校长是军阀陈济棠的侄子陈树渠，丘镇英作为创办学校的主要人物之一，出任哲学、中史、中文部系主任。陈一度因为台方许诺的“政治甜头”，想要出卖书院，遭到丘镇英的强烈反对。因此，丘镇英被威胁撤职，最终他不愿受此屈辱，愤而辞职。

　　父亲去世后，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们知道丘家的情况，便自主筹集资金来帮老师家操办葬礼。当时，有一位学生向丘成桐透露了一件事：她曾经因为交不起学费，无奈之中只能停止学业，出去打工赚钱。后来丘镇英获知了她的困境，私底下帮她交了学费，她这才能继续大学的学业。

　　丘成桐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这个事情，去问母亲，她也毫不知情。“坦白讲，当时我家里兄弟姊妹念书的学费，我们都不见得交得上。”丘成桐告诉《中国慈善家》，“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我父亲还愿意帮学生继续念书。后来我慢慢发现，他帮过的还不止这一个学生。我那时觉得很佩服。”

　　母亲梁若琳也同样有慈善之心，她善待左邻右舍，甚至和周边的小商小贩们守望互助，结下了友情。因而在丘镇英去世之后，他们都会给她帮忙出力，帮助丘家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的父母他们虽然很困难，但还是给很多朋友都帮过忙。我想，很多有需要的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如果有人帮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丘成桐说。

　　1955年，香港沙田龙凤台，丘成桐全家合影。

　　父亲去世时，正在读高三的三姐丘成瑶是当时在香港家中最大的孩子，她和母亲一起挑起了全家的重担。高中毕业后，她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在一家小学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拿每月150元港元的微薄薪水，全力支持弟弟妹妹上学。丘成桐和姐姐一直非常亲近，也察觉到自己得以顺利求学，恐怕离不开家中女性们的惊人毅力与自我牺牲。后来，丘成桐以纪念三姐之名，向香港中文大学捐了一笔善款，来感恩她当年的照顾。

　　2018年，丘成桐在祖籍地蕉岭设立了镇英奖学金和若琳奖学金，每年奖励10名考入全国排名前20大学的蕉岭学生和他们背后的老师。在最近这一次对清华的捐赠中，丘成桐再次以父母之名开设基金，同样也是出于对父母恩慈的感念。

　　丘成桐回忆说，父亲曾教导他，一个人有所成就后，应当为自己的同胞做些事情。如今，他承接父母之念做了这次捐赠，这个举动也寄托着他对家人的怀念。“我父亲去世六十多年了，母亲则是三十多年。今天我成长得不错了，我想应当对他们有些表示。”他说。

念师恩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丘成桐多次提到，自己很喜欢帮助年轻人，很喜欢看到他们的成长。

　　丘成桐在年少时就表现出数学方面的超常天赋，后来成为这个领域的大师，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家境的窘困曾经让他的求学之路显得有些危机四伏，是几位老师帮他渡过一个个难关。怀着对老师们的感恩之情，成名后的丘成桐不仅多次以纪念恩师之名为学校捐出善款，而且他也注意提携后辈晚学，关注中国年轻人的教育，对培养数学人才十分重视。

　　小时候的丘成桐一度比较顽皮。在培正中学读二年级期间，有一次周会上，校长因学生们不遵守着装制度而大怒，没系领带的丘成桐也因此被班主任、国文老师潘宝霞留下来谈话。潘老师戴着一副有棱角的眼镜，总是一脸严肃。面对犯错的丘成桐，潘老师本来想严厉处理，却临时注意到了他单薄的着装。

　　老师遂询问了他家中情况。丘成桐把每天吃什么、家里境况如何，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

　　“你父亲是教授，但你穿不暖吃不饱？”潘老师很震惊。后来，她送来奶粉和一些食物，让瘦弱的丘成桐补充些营养。

　　在自传《我的几何人生》中，丘成桐写道：“这次事件竟是我的转折点，我被潘老师的好心肠感动了。这么多年来，在记忆中极少有老师或学校人员关心过我，我决心不让她失望，发誓努力做个更好的学生。”

　　1955年，丘成桐就读香港沙田小学二年级时的成绩单。

　　后来，丘成桐考入香港中文大学。他在那里读书的时候，遇到了客座教授、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年轻学者斯蒂芬·萨拉夫(Stephen Salaff)。萨拉夫后来引荐他去往伯克利求学，并帮助他拿到了当时最高额的奖学金(每年3000美元)。这笔钱让丘成桐在出国读书后没再为学费发愁，而且还能省下一些钱来寄回香港，补贴当时因脑瘤住院的大哥的医药费。

　　在伯克利，丘成桐遇到了他的恩师、华人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曾说，陈省身于他而言几乎是父亲一般的存在，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为人处事上，都对他有着巨大影响。

　　“我自己做了一些工作，做得还可以，发表在很好的杂志上，陈先生知道后就很开心。不是普通的开心，他笑起来的样子，就是老师对学生做的学问很赞赏的那种开心。”丘成桐在一次采访中回忆，“我一边学习陈先生的著作，一边接受他的指导。有空的时候，陈先生总请我到他家里去聊天，他对我说的话，到今天我依然记着并做到。他说：‘做一个有学问的人，要跟有学问的人做朋友。’这点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学生没想到(这一点)。”

　　1971年，年仅22岁的丘成桐在伯克利拿到博士学位，并在4年后证明“卡拉比猜想”，震惊了数学界。30岁时，他便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终身教授，8年后转到哈佛任职。他先后斩获菲尔兹奖、麦克阿瑟奖、克拉福德奖、沃尔夫数学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邵逸夫奖，成为当代数学巨擘。

　　二十年后，当自己的两个孩子成年并入读大学，丘成桐认为已有余力用自己的积蓄去做更多事。为了纪念老师和朋友们，他先后向香港中文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台湾大学捐出多笔善款。如为了纪念陈省身、Charles B. Morrey、Shoshichi Kobayashi，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捐赠30万美元；为纪念陈省身、林长寿、潘宝霞，向台湾大学捐赠30万美元。1993年，他又筹集了上亿港元，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数学研究所。自成立以来，这个研究所主要依靠个人捐赠维持运转。郭鹤年、陈曾焘、蒙民伟等企业家以及丘成桐自己，都曾向研究所捐出善款。

学术之道

　　2009年，应清华大学的邀请，丘成桐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这一机构于当年年底挂牌，丘成桐分文不取，零薪资出任中心主任。

　　其实，在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落成之前，丘成桐已经开始在内地筹资兴建类似的“学术特区”。1996年，他向晨兴集团、香港思源基金会共筹款3000余万元建成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2000年，他向浙江大学校友汤永谦募集166万美元，在多方支持下，成立浙江大学数学中心。2004年，他个人向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捐赠50万元。而他在各地成立的数学中心，均不拿任何工资。

　　到清华来的第二年，丘成桐获得了沃尔夫奖，他在庆祝会上宣布，将所得奖金5万美元悉数捐赠给清华，并成立丘成桐奖励基金，用以奖励在数学上有突出才能的清华学生。

　　2023年10月，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学术研讨。图/清华大学

　　之后，丘成桐又把目光延展至基础教育阶段。2008年，丘成桐在内地正式设立了丘成桐中学数学奖。不同于国内的其他竞赛，它采用了国际创新竞赛的模式，完全脱离考试。它也充分体现着丘成桐的教育理念：竞赛应当成为有能力的年轻人展示的舞台。在这项竞赛中，学生们可自行选择感兴趣的题目，并提交研究报告，体现自己的科研能力。参赛者不需要缴纳任何报名费用，且特别困难的学生可向主办方申请，由主办方承担差旅费用。

　　一方面，丘成桐邀请世界顶尖的学者们担任评审，最大程度地为参赛中学生提供与世界一流学者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希望来自国际学者的肯定，能给予中国的孩子们更多的信心和希望。“这个奖，是要让我们中国的小孩子能够得到全世界的重视。”他告诉《中国慈善家》。

　　如今，这个针对中学生的数学奖已经扩张为多学科的“科学奖”，囊括数学奖、物理奖、生物奖、化学奖、计算机奖、经济金融建模奖，以及一个跨学科综合奖项——“科学金奖”。

　　在竞赛方面，丘成桐后来又在2010年创办了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竞赛考察几何与拓扑，代数、数论与组合，概率与统计，应用与计算数学，分析与偏微分方程，数学物理6个方向的数学基本功，旨在选拔一流的数学人才。这个竞赛设立至今，已有2万多名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大学生报名参与，获得奖励者有800余人。

　　对于大学生竞赛，丘成桐有着另一番考量。他坦言，二十年前，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大学生基础较差。“所以我就有了一些担忧，于是创办了这个竞赛。很多学生进了名校以后，他就觉得足够了、不用再念书了，于是程度跟不上。我想通过这个比赛，鼓励一大批学生，让他们学好学业。”丘成桐告诉《中国慈善家》。

　　丘成桐强调，不要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学科知识的比赛，他更想通过这个方式教会学生们治学的道理——不要眼高手低。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很要紧的事，是要晓得自己的水平在哪里。有些学生念大学时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通过这个竞赛，也让他晓得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渺小。这是很重要的事。”丘成桐说。

　　而针对学者层面，丘成桐在1998年发起了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并一直举办至今。大会最初的重磅奖项是有着“华人菲尔兹奖”之称的ICCM数学奖，用以表彰45岁以下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方面有杰出成就及在促进数学事业发展方面有卓越贡献的华人数学家。各届大会又视当年的关注重点，增加了表彰对数学研究公职服务有卓越贡献者的“陈省身奖”，以及约翰·科茨国际合作奖、ICCM数学贡献奖、ICCM 鲍剑文最佳论文奖、研究生/博士论文奖、创意本科论文奖、表彰对数学界做出开创性贡献学者的“若琳奖”等。

　　竞赛和大会每年的运转费用与奖金是个庞大的数字。据丘成桐估算，仅中学科学奖这一项竞赛每年就需要投入六七百万元。奖金所需金额，多由朋友、企业和机构支持，但有时也难以为继。丘成桐表示，目前国内企业对于学术界的关注度仍然不足，且个别存在“捐款必须得到回报”的想法。筹款有时相当困难，找不到足够的支持，丘成桐也曾自掏腰包，补贴不足的资金。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运营项目，2021年2月，北京丘成桐科学基金会成立，主要工作便是负责上述公益项目的筹款和运营。

　　身为世界级大学者，丘成桐依然经常为慈善亲自下场，游说筹款。谈及自己的屡次“亲自出马”，丘成桐笑言自己筹款的“秘诀”不过是“无私”二字：“我想是因为我们做事情，很明显地没有图自己任何好处，所以人家也看得很清楚。朋友多了，困难就少一点。”

　　在丘成桐的沟通与努力下，十余家国内知名企业及慈善机构纷纷慷慨解囊，其中包括京东公益基金会、网易慈善基金会、深圳茂源资本、黄奕聪慈善基金会等。不少机构在丘成桐的影响下，表示了积极的捐赠意向，愿意支持中国数学事业的不断发展。

　　卡拉比-丘成桐空间模型。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治学与做人

　　丘成桐的生活很简朴。在清华，他穿着有些发旧的西装，在校园西侧一栋不起眼的老楼“静斋”中办公。他把读书、做学问视作最好的享受，也曾在多个场合批评过社会上拜金、物质主义的风气。

　　“有了一定的收入以后，能够帮到其他人，其实比买一个很贵的车子，或者很漂亮的衣服，要有意思得多。”他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开一个很豪华的车子，对我来讲没意思，穿一件漂亮的衣服也没意思，能够让需要的人得到他们需要的，那才是重要的。”

　　丘成桐还曾激烈批评过国内学术界所存在的陈腐风气，用辞犀利，彰显着他对这种风气的厌恶。“用不正当手段拿到利益，这是不应该的。很多人通过走关系等方法，唯利是图，这个事我特别不喜欢。”丘成桐告诉《中国慈善家》。

　　对于这些问题，他希望能在中国年轻一代学者身上看到改变。在多个场合里，他孜孜不倦地向年轻学子们强调摆正学风的重要性。

　　“寻求真理的路并不容易，但成功时的喜悦却无与伦比，这种喜悦有如看到造物的真谛，并非金钱和权力的感觉所能比拟。但我们必须要牢记：成功的路必须由自己去耕耘，这种成功才会带给我们一个纯真的喜悦感。一些作者凭借抄袭、造假或政治手腕得到的成功，恐怕难以得到同样的感觉。愿我们同学也能享受这种至高无上的喜悦，为学术、为祖国的建设努力。” 2011年，丘成桐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演讲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对于丘成桐来说，学术之道不只是研究方法，更涉及很多人生观的取向。如何诚实地对待学术、认知自己？如何看待金钱？又如何将社会责任以治学的方式扛起？虽然他没有把这些问题拿来专门进行讨论，但丘成桐的回答一直贯彻在自己的行为当中。他希望，为中国培养的下一代数学、科学人才，应当兼顾治学与做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给社会带来进步。

　　2021年4月，清华大学成立“求真书院”，丘成桐出任院长。书院致力于培养中国科学界的“将才”，由此推动中国乃至世界数学、理论物理等基础学科领域的发展。书院每年面向全球高中以及特别优秀的初中生，招收具有突出数学潜质及特长的学生，下设英才班、领军班，并于2022秋季面向全球招收研究生。

　　丘成桐希望“从娃娃抓起”，培养世界一流的、有创造性的学者。“我觉得没有经过中考的学生，他们反问的能力很强，好奇心很重。中考与高考整年刷题准备考试，对学问的兴趣是很大的打击。为了准备升学考试，他们的理念就变成了刷题，不愿意自发地去找些课外书读。我想把它扭正过来。”丘成桐告诉《中国慈善家》，“希望能看着孩子们慢慢成长，成为有血有肉的学者，真真正正为学问做一些贡献。”

　　求真书院的第一届学生只有87人，经过三年的发展，已经扩大至400余人。如此庞大的群体、全新的教育模式，也对丘成桐和教学团队提出了很大挑战。

　　在丘成桐小的时候，研究文史出身的父亲丘镇英，一直教导儿子多读史书。而现在，数学家丘成桐也亲自披挂上阵，给书院学生们亲授数学史。丘成桐说，了解历史，才能知道知识的河流源发自哪里，也能更准确地把握主流与支流，及未来的流向。

　　这位数学大师，正努力地将中国的年轻人们领至高处，以望向更远的地方。

　　2022年4月，丘成桐在清华大学。图/清华大学

对话丘成桐

　　《中国慈善家》：今年3月，您以纪念双亲的名义，宣布将向清华大学捐赠100万美元，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以父母名字命名的“丘镇英基金”和“梁若琳基金”。这次捐赠的契机是什么？

　　丘成桐：我父母去世有一段时间了，父亲走了六十多年，母亲三十多年了。他们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长辈，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我父亲很早去世，母亲在我14岁开始就要全力地扶持我长大，让我能够读书。这当中有很多困难，朋友帮过忙，也有很多学者帮忙，这些对我的成长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成长得也不错了，我想应当首先对我父母有个表示。当年有很多老师朋友都帮过忙，他们就是希望看到小孩子能够好好长大，那么今天我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很有意义，我很喜欢看到年轻人的成长。

　　我们求真书院刚成立的时候，就需要筹集很多资金，来支持我们的学生。所以，一方面我邀请了很多朋友帮忙；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也要做些事，这也可以表达我的一个诚意。

　　另外，我在清华十多年了，虽然我不拿薪水，但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是清华在帮忙、支持，我也想表示一下对清华的感激。

　　3月26日，丘成桐向清华大学捐赠仪式。图/清华大学

　　《中国慈善家》：您如何理解慈善？

　　丘成桐：我也不能把这(捐赠)称为慈善，我是想表达对学问的尊敬，对老师们的怀念，对朋友的感谢。还有我的兄弟姊妹们，其中有好几个已经过世了，我也想表达对他们的怀念。

　　我想鼓励学生们念好书，也期望其他人对于学术界能够帮一些忙。我在学术界有50多年了，中间我也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在美国、在中国大陆、在香港，都得到了很多帮助。我想也鼓励一下有能力的年轻人做(慈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慈善家》：2021年，您发起成立了丘成桐科学基金会，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丘成桐：我们就是想在国内找一些朋友，一起捐一点钱来做事，来支持数学的发展。之前我们做了几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数学竞赛，包括大学生数学竞赛和中学科学奖。我们的中学科学奖很有名，它不收钱，学生来参加竞赛，我们还曾经资助困难学生的旅费，奖金则是通过募捐获得的，我自己也曾捐过一部分。只这一项竞赛，一年就要用到六七百万。所以我们需要找人帮忙。很多不同的朋友捐钱，就要通过我们的基金会，基金会再来支持竞赛。

　　但总有人中伤我，怀疑我自己拿了好处。其实不仅没有“好处”，还要付出很多。有很多无理取闹的人，怀疑我的钱是怎么来的。有一个很荒谬的说法，说哈佛大学给了我很多房子。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哈佛大学不可能给任何教授任何房子，这完全是异想天开。在波士顿，我只有自己居住的房子，而且是通过市场交易买到的。

　　《中国慈善家》：您曾经说，成立求真书院，是自己在中国做的最重要的事。为什么这么说？

　　丘成桐：中国的基础教育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差距。中国的科技想要成长，能真的站起来，还是要靠基础科学。如果基础科学一天不成功，科技就会多落后一天。并且不是小的落后，而是大的落后。

　　求真书院就是想改变这个格局。我们要训练一批年轻的孩子，让他们成长，最终希望他们有能力去做世界第一流的学问。我希望能在八年内完成这个工作。

　　这很不容易，但如果能够完成，那将是完全由中国人在本土做出来的成果，意义重大。假如我们能培养出大量的一流学者，中国人的自信心就会强很多。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卡脖子”的技术攻坚问题，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丘成桐。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中国慈善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学院要做些什么？

　　丘成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找到最好的学生。这些学生，是不能以小的考试为目标的。我们要自主培养出世界一流的有创造性的学者，要找到全中国最好的孩子。

　　我觉得没有经过中考的学生，他们反问的能力很强，好奇心很重。为了中考和高考，整天刷题准备考试，对学问的兴趣是很大的打击。为了准备升学考试，他们的理念就变成了刷题，自己不愿意自发地去找些课外书读。我想把它扭正过来。我希望能看着孩子们慢慢成长，成为有血有肉的学者，真真正正为学问做一些贡献。

　　书院跟国内其他的教育课程结构不一样。我们是数学和物理双科并重，并且加了很多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我会来教他们数学历史。讲数学历史不简单，希望他们知晓整个学科发展的方向，这就要对历史人物及其重要成果有深刻的理解。这点我亲自来教他们。

　　《中国慈善家》：关于慈善支持高校和基础研究领域，国外的相关经验对中国来说有什么可借鉴之处？

　　丘成桐：如果你浏览历史，会发现美国的企业家对于学术界的支持是远远大过中国企业家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很多企业家的捐赠是出于一个宏大的、无私的社会概念，比如希望人类的学问能够有大的发展。比如斯坦福(注：指美国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他拿出全部身家盖了斯坦福这所名校。

　　美国好的大学的大部分钱，都是私人捐助来的。我想这样行为体现了捐赠的人有胸怀，有志气和兴趣，希望把高等教育做好。

　　《中国慈善家》：从您之前的一些表达，能看到您对功利主义的厌恶。您觉得近几年这方面有所改观了吗？

　　丘成桐：也不能完全否定“功利”，毕竟一个国家的建设，还有学校的建设，还是需要钱的。但是，用不正当手段拿到的利益是不应该的。很多人通过走关系等等方法，唯利是图，这个事我太不喜欢了。

　　我是想改变它，但改变不是很容易。我们改变了小部分有能力的学者，已经能感觉到一些变化了。

　　作者：龚怡洁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