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随着新冠疫情逐渐退去，各行各业也迎来重启的时刻。三年疫情，许多行业都经历了一番煎熬，公益领域也不例外。

　　6年前，一位育儿嫂的作品《我是范雨素》爆红，让北京工友之家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一家致力于为打工者提供文化服务的公益组织，发起人王德志与孙恒、许多最初创办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随后成立工友之家，想帮助打工者更好融入城市、更好发展自己。

　　经历3年新冠疫情后，这家公益组织似乎很少再被人提起。虽然范雨素们仍然在坚持写作，他们的乐队还在唱歌，但机构当前面临生存危机。工友之家的资金来源包括一些基金会和企业的项目资助，以及公益商店的收入、儿童培训的收入等。2021年疫情开始的那一年，也是工友之家最难熬的一年，几乎颗粒无收。虽然2022年有一些收入，但依然入不敷出。

中国发展简报曾联合多家公益组织开展的《2021新冠疫情后期公益组织困难与需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疫情对于中小服务型公益组织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负面影响。28.8%的机构收入减少了50%以上，其中有11.3%的公益组织甚至减少70%以上。有近两成的公益机构受到很大影响，将难以坚持下去；还有15-20%的公益机构甚至可能已经关闭。

降薪

　　工友之家发起人王德志说，他身边不乏因为运营困难而关闭的公益机构，其中两家机构关门后，将一些社区服务项目和公益物资捐给了工友之家。

　　鼎盛时期，工友之家曾经多达上百人，现在只有约30人。“我们并没有裁员，而是一些员工对公益行业失去了信心，收入减少，生存都成问题，还谈什么理想。”一位离职员工告诉记者，公益行业工资水平原本不高，3年疫情期间又被迫多次降薪，导致工资减少了一半，那些背负房贷的员工只能另谋出路。

　　“就是想让北漂内心丰盛一点，面对生活的苦难有个地方歇脚。正是这个信念，让我们一直坚持了20年。疫情这三年，真的有些坚持不下去了。”王德志告诉《中国慈善家》。

　　2021年开始，工友之家员工的工资多次被推迟发放，几位负责人为了让机构能“活下去”，早已负债累累。

　　为了节省开支，工友之家也在收缩空间，减少办公场地，用“断臂”的方式进行节流。疫情让原来的大部分公益项目停运，他们不得不开发一些新的项目进行“自我造血”。

　　王德志和团队也想了很多创收的办法，比如增加一些收费的项目，针对一些对员工有公益实践要求的大公司，设计相应的公益项目、提供公益岗位等。而此前，这些业务并不是工友之家的重点服务项目。

　　2021年除夕，北京工友之家工会举办的就地过年活动。

兼职

　　安徽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以下简称“救助中心”)是一家服务于乡村儿童的民间公益组织，最早于2006年以网络形式发起，2009年开始探索并实施乡村学校支教项目。2011年11月在安徽省民政厅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开始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民间公益组织迈进。目前专注于预防性侵和家暴、帮扶留守儿童。

　　救助中心处于公益链条的下游，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和基金会的项目合作，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政府购买服务和收费培训项目。近3年来，与救助中心开展合作的基金会的筹款能力出现断崖式下滑，尤其是疫情刚开始的2021年前3个月，基金会合计募集规模环比下滑了约7成。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中心一度只能靠借钱保命。

　　不过，在其负责人叶文婷看来，机构运营出现困难，疫情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救助中心的公益项目内容也是一个方面。

　　在2014年之前，救助中心的重点业务是传统助学。每资助一个贫困生，先筹款，再去学生家里走访核实，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要用到实处。这样的公益项目，对于一个规模不大的公益组织而言，因为人手有限而很难把工作做得很细。从项目效果来看，覆盖贫困生人数有限。不过，正是在这一公益实践过程中，其负责人和志愿者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性教育缺失，导致被性侵的现象时常发生，留守儿童的性教育刻不容缓。

　　“当时不少机构都在关注助学助困，少我们一家没啥影响，但安徽地区留守儿童性教育问题没有被公益机构看见，我们认为这一领域更具紧迫性。”叶文婷告诉《中国慈善家》，经理事会研究后决定，对公益方向做出相应调整。

　　2019年至2020年疫情发生前，近两年时间，仅在合肥地区，救助中心主要针对儿童的性教育活动就覆盖了10万人次，同时还推动了安徽省20余家公益机构关注和参与帮扶留守儿童、预防性侵和家暴问题。

　　救助中心的这一次方向转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不过，叶文婷后来发现，一些企业和基金会仍是倾向于传统的助学项目，要么就是更关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领域，而性教育相关的公益项目并不受青睐。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救助中心的筹款额度就已经在下降，甚至还没有转向之前的一半，而疫情更使它的处境雪上加霜。

　　工友之家，范雨素参加皮村文学小组沙龙活动。

　　救助中心主要在社区、学校开展线下开展活动。儿童性教育项目线上开展活动的效果本来十分有限，疫情期间，大部学校还取消了线上一些“副课”。这样一来，救助中心这3年基本处于停摆的状态，一些原来与之开展合作的基金会也终止了合作。

　　2021年12月，救助中心和一家基金会签署协议，让他们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但不幸的是，因为疫情等不可控原因，2022年年初，协议被终止执行。更遗憾的是，该项目前期阶段的垫资也无法收回，让他们损失惨重，最终只能向理事会借款3万元保命。

　　2022年，救助中心的项目收入减少70%，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有员工到期的合同无法续约而选择离职。

　　救助中心也曾尝试直播，并加大宣传，启动月捐，但收效甚微。以月捐为例，中心3个月筹集的资金不足1万元，而且大部分还都是公益伙伴之间的相互支持。直到2022年9月，救助中心终于有了一年来的第一笔进账，才得以续命。

　　“去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叶文婷说，“今年还不知道。”

　　为了坚持下去，救助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甚至不得不去找一份兼职来赚钱养家。

不放弃

　　“3年来，我已经投入了所有的物力、人力和财力，真的太难了。”上海杨浦区恩三民族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恩三”)负责人高慧告诉《中国慈善家》。

　　该中心是一家致力于给手艺人、残障青年、非遗基地及企业搭建平台的公益组织，通过系统培训，助力残障人士学习技能，灵活就业。团队从管理者到执行者都是残障伙伴，并在全国形成了多个社群。

　　高慧说，她和团队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让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要断层和消亡，帮手艺人传承手艺，提高他们氖杖牒蜕缁峒壑怠�

　　恩三走进中小学、高校，以公开课的方式进行宣传。原以为单是高校推广项浚不崆熬昂芎茫罨雇耆挥形侍猓系叫鹿谝咔槔聪螅咝O钅咳勘唤型！�

　　2022年11月18日，恩三民族文化传播中心在上海市杨浦区阳光之家举行“非遗刺绣助残青年创业就业”的订单签约仪式。

　　三年间，收入几乎为零。为了让机构能继续生存下去，高慧将机构人员从8人减少到只剩下2个残障员工和她自己。此外，高慧又陆续从家里拿出近百万积蓄给员工发工资、跑项目。

　　“我根本养不起一个全职的员工，我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工资了，社保也断了。”高慧说。

　　最困难的那段时期，除了家里的资助外，所有亲朋好友也借了个遍，还有小额贷款的额度也用完了。家人认为，高慧所坚持的公益事业是一个“无底洞”，要求她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回归家庭。高慧也曾有所动摇，但想到这些年结识的那些手艺人和残障人士，她仍然想再坚持一下。

　　“疫情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总会好起来。”高慧说。

　　她还表示，坚持下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赌气”。在最困难的时期，创始团队成员一个个离开了她，并且都是不欢而散。高慧固执地认为，如果自己放弃，就是被别人言中了。她相信，经过这些沉淀，自己能为机构找到新的出路。

　　“幸好没有放弃，相信今年会好起来的。”高慧说，自从疫情管控措施放开后，恩三已经陆续接到一些项目。

　　高慧的这种心情，王德志也深有体会。他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将“关门走人”作为选项之一。“工友之家都坚持了20年了，大多数同事都是合作多年的伙伴，都想着再熬一熬，实在坚持不下去再说。”王德志说。

　　在王德志看来，工友之家从建立到团队的成长，再到形成自己的服务模式，都蕴含着公益人和普通民众的付出，关闭了就意味着这些付出白费了。

　　“我们是比较幸运的，也算熬过了最艰难的过期，但未来会怎么样，还是未知数。”王德志说，今年的目标是先把因疫情停了的项目找回来，增加机构自我造血的能力，把员工的工资补齐。

　　2022年8月，北京工友之家文集《劳动者的星辰》出版，书中收录文学小组9位成员14篇作品，文集封面上是范雨素的经典金句：“写作就是为了大声说：我存在！”

　　作者：温如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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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编辑：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