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并不毁于作恶的人，而毁于袖手旁观的人。

　　公益组织奥法姆，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以色列的教育公平。图为参与奥法姆项目的孩子在上科学实验课。

 

文/朱兆一

 

  “我们不可能对巨大的社会差距视而不见，继续生活在真空中。不过，我们并不天真，因为没人能改变整个世界，但如果我们的努力能够成功地改变了哪怕一个孩子的世界，这样的回报也足够鼓舞到每一个人。正如犹太人的先哲所言：‘任何拯救了一个生命的人，就好似拯救了整个世界。’”

 

　　在《以色列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一书中，以色列知名企业家，连续创业者，教育慈善机构“奥法姆”的创始人哈伊姆·达汉(Haim Dahan)通过这段自我独白，对以色列慈善事业的基本面做出了系统概述。作为在以色列乃至全球犹太人社群中都颇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慈善组织者，达汉博士以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现了中东蕞尔小国以色列在创业国度之外的温情一面，让我们得以了解慈善组织如何成为推动这个国家保持良善和温情的第三股力量。

 

达汉与奥法姆

 

　　达汉博士在1981—1987年期间就读于本·古里安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他前往美国并进入商界，创立软件公司International Computex, Inc。该公司于1999年成功上市，并很快被出售给另外一家上市公司。获得财务自由的达汉博士选择回到以色列，一边在特拉维夫大学继续深造并最终获工程博士学位，一边开始关注以色列的基础教育——这与达汉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虽然出生于清贫的工人家庭，但是偶遇名师和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让他得以改变命运，并促使他反过来思考以色列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低效和不公平，甚至与世界主流发达国家发展水平脱节等重大问题。

 

　　和我们的常规认知有所不同，以色列由于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正统犹太教徒与阿拉伯人群持续被边缘化、国家预算严重不足等问题，导致以色列基础教育水平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家中处于末流水平，已经对以色列的国家经济和持续科技创新水平造成了伤害。达汉博士在21世纪初期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推动提高以色列教育公平的事业中来。

 

　　以色列知名企业家、教育慈善机构奥法姆的创始人哈伊姆·达汉。

 

　　2005年，达汉博士创立了专注于儿童教育的公益组织奥法姆，旨在为以色列边远社区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过去17年的运营中，奥法姆通过建立移动实验室丰富了偏远地区数千名儿童的生活，让他们接触科学、技术和数学，并为他们创造了许多城市中的求学机会。

 

　　现如今奥法姆已经不仅仅是以色列教育公平的标杆性组织，还依靠筹款、项目管理、配捐、海外捐赠等环节的丰富经验，带动了其他不同领域慈善机构的创立和运营。值得一提的是，奥法姆支持资金中有约70%来自于美国，30%来自于以色列。对于奥法姆的支持不但让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儿童受益，也让美国和以色列双边的企业家加强了互信，推动了双边商业合作的进一步开展。

 

　　这是第一本从慈善和社会公益角度透视以色列的专著，展现了公益人与公益组织的共同成长之路，全书基于诸多统计数据，客观呈现了具有良好慈善传统的犹太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具体做法，为中国的公益人士和慈善从业人员提供了具有实操性的方法论参考。作者认为，公众的社会参与程度是公民社会健康与否、民众受教育程度高低的重要证据，社会参与不是某一群人的事，也不是政府责任的替代品。社会行动有着将个体与他人联结在一起的力量，并将差异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贴上狭隘的标签或者留下刻板的印象；慈善和社会活动也带来了重塑人际关系的独特机会，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并回应他人的需求，让我们重新审视了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意义和使命感。

 

书名：《以色列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

著者：[以色列]哈伊姆·达汉

译者：孔德洁、邱莹

书号：ISBN 9787559846730

出版时间：2022年04月

 

“施善行”的犹太人

 

　　犹太人是具有良好慈善传统的民族，这一点我们知之甚少。由于欧美社会长期的反犹主义荼毒，犹太人总被刻画成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吝啬鬼形象，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犹太人善于理财并崇尚金钱，但他们也深知民族内部相互帮扶的重要性。对于公元后70年就已经居无定所并开始在地中海沿岸各国流浪的犹太人来说，“施善行”的要求不但是一种道德准则，也是生存的刚性需求。

 

　　在现代以色列复国之前，犹太人在哪里都是弱小民族，对于民族内部的弱势群体的帮扶无疑是本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重要基础。每一个家庭都拿出年收入的一部分(一般为十分之一)用以养活所在地区犹太宗教团体、公益与救助机构，这在中世纪早期就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传统，也是个体犹太人应尽的义务，这一传统在二战后建立的以色列以及社群规模庞大的美国犹太人那里都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发展。

 

　　英文中的慈善可以用“Charity”或“Philanthropy”来表达，其中“Charity”源自拉丁语，意为发自内心，偏向慈善，强调组织行为和分享；“Philanthropy”源自希腊语，意为爱人，偏向公益，强调一切基于爱心之上的给予和帮助。希伯来语中慈善对应的词语为“Tzedakah”(צדקה)，意为“公义”或者“施舍的行为”，它与“正义”(צדק)一词同出一源。最早在《申命记》《但以理书》中出现了公义内涵救济之意；后《圣经》的《塔木德》时代，“施善行”被完全接受，“Tzedakah”这个词也开始与慈善的概念完全划等号，其内涵为“赠人以爱的行为”，包容了可以减轻痛苦者负担和滋润人际关系的一切善良行为。“施善行”对犹太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标尺，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良好品德。

 

　　犹太圣经(又称为《托拉》，英文为Torah)和《塔木德》对于犹太教中的慈善行为有着较为详尽的规定，可以较为粗略的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施舍与救济，第二类是施善行，或赠人以爱的行为。比如，《托拉》规定人们在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所有的庄稼，也不可捡拾掉落在田地里的果实，应留予穷人；每逢七年末一年，称为安息年，犹太人都要实行豁免，免除邻里和兄弟的债务。这些律法的本质是体现强者对弱者的怜悯，通过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犹太人逐渐产生了帮助强人对于捐赠者而言不是恩典而是义务的理论，并产生了每年将税后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慈善或公益事业的传统。犹太人相信，人的一切都不过是从宇宙的创造者那里借来的，人施行慈善无非是使上帝赐予人的物产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甚至连“靠慈善供养的乞丐本人也必行慈善”，这种义务谁都无法免除。犹太人认为接济穷人不但是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也能带来其他实际的好处。

 

　　犹太人的慈善教育从娃娃抓起，孩子们从小便会将硬币投入一个叫“tzedakah”的盒子里，投进去的钱将不再属于他，而是用来帮助他人。

 

　　在犹太人所理解的慈善之双重性——救济和善行中，后者的重要性远超前者：救济的主要手段是钱财，善行既可以是钱财，也可以是提供方便；救济的主要对象是穷人，善行不区分贫富贵贱；救济只可对活人，善行则对生者和逝者一视同仁。犹太人的慈善观由此跳脱出了一般性的救济概念，成为具有悲天悯人情怀，全体民众皆需参与的义举。

 

　　犹太人认为行安息日的宗教义务是团结不同地区犹太人的精神纽带，而地区内部的团结则需要靠慈善义举让他们抵御外族的迫害，从而求得生存。在漫长的中世纪，犹太人特别强调某些方面的善行义举，其中包括款待长途旅行的人，探视病人，照料孤儿，为逝者安排体面葬礼等。上述善行有着鲜明的流浪民族特性，是犹太人在极限生存环境下的天然反应，并最终成为整个民族的传统，延续到了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

 

修复世界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世界并不毁于作恶的人，而毁于袖手旁观的人。”对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持续忽视，将让我们每一个人承担恶果，因为在自由社会中，人人对自己负有责任，也对他人负有责任。欧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福利国家危机”导致的是数以千计的非营利组织的建立和现有非营利组织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人参与建设一个恰当的、道德的和公正的社会是对冲国家与政府放弃其社会责任、减少公共福利开支、放开对社会自发组织监管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虽然中国的国情和西方社会有所不同，但是政府在确保社会公平、资源有效分配、机会均等、教育公平、弥补数字鸿沟等领域必然力有不逮，在看似严丝合缝的监管网络中其实有大量管理漏洞需要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和福利机构发挥作用。持续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时不时就降临在某一座城市或者一整片区域的“静默式”管理，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一个有道德的、相互依存的、互帮互助的、善于共情的社会在灾难来临时有着多大的重要性。这样的公共社会不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否定，而是对公共管理体系的有益补充，在公权力短暂缺位的非常时期，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自发性力量。

 

　　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建设共同社会行动的努力，展现的是人性的基本面，特别是对他人的团结和同情。这种团结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重要的问题上放弃意见或分歧，而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宽容，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携手共同解决问题，创造面向所有人的帕累托最优。这样的社会参与也为所有民众提供了了解对方和彼此间差异的机会，弥补不同人群之间的认知鸿沟和不信任感，无疑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作者一直在呼吁更多的人要参与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这对于逐步步入老龄社会、经济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的中国而言颇具意义。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是社会活动的一体两面，是社会的良知和指南针，其目的是缓和、重视、纠正错误，并指引政府完成活动，通过共同努力提高公众对不公平现象的认识，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并推动政府采纳这些方案。一个社会的力量是由它与社会中弱者和穷人的关系来衡量的。如果一个社会不为自身采取行动，缺乏团结和相互的责任，那么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竞争型社会中，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对弱者没有同情，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就失去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并将危及自身的稳定性。

 

　　2016年，以色列一募资网站发起名为“Just Beyond the Border”(“超越国境”)的运动，旨在为身处困境的叙利亚人提供应急帮助。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实现个体真正的“社会价值”呢。犹太人所倡导的“修复世界”(希伯来文：Tikun Olam)就是一个重要可供借鉴的思维模式和实操工具。“修复世界”不是通过革命或宏大的行动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微小、温和的甚至不起眼的改变来逐步实现。帮助“修复”一个人的世界，就是“修复”整个世界。“修复世界”的强烈愿望和道德社会责任感使得人们不需要资本或超人的努力就能把想法变成行动。不论是通过向一个我们认可的组织贡献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来支持我们生活的社区，还是决定奉献我们的努力、资源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提高大众的利益，拥有不同的能力的人都可以实现社会参与的行动。所以，“修复世界”是一句看似空洞的纲领性文件，却为大到拥有强大社会资源调配能力的领袖式人物，小到仅仅能“自扫门前雪”的寂寂无名之辈指明了实现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方向。

 

　　总之，面对社会问题，我们需要以谦卑的姿态去分解难度并逐步实现，这一过程中，不管行为个体的能力高低，都有着参与的责任与义务。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也必然对中国的公共治理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不过，中国社会需要的是循序渐进的改变，慈善事业也需要专注而不是贪求大而全。比如一个慈善机构如果想要改善乡村教师的生活，那就从某一个区县开始，也可以先从改善乡村年轻女教师的生活开始，再逐步扩大到更多人群和更大的地理范围，如果不加限制，一上来就要提高中国所有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受教育程度，那有很大可能因为目标过大而无从下手，从而导致项目失败。

 

　　“修复世界”承载的理想可大可小，但怎样的理想都需要不断完善，而且必须从细微之处着手。作者达汉博士完美诠释了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兼济天下的博爱精神，相信我们中国也一样是充满善心的社会，只是需要更多的思维和工具去点燃在我们社会中存在千年的善心和善缘。

 

　　(朱兆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院以色列研究中心秘书长，以色列与犹太研究学者)

 

　　图片来源：Ofa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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